從2016年里約奧運的謝淑薇退賽、戴姿穎球衣風波以降，台灣體壇幾乎幾日一爆，雖未必到醜聞地步，但也令人怵目驚心。公眾輿論市場上，單項運動協會的「協」，被以「邪」字代之，幾近人人喊打，彷彿運動員如有所成，概與協會無關，協會只是障礙而已。如此氛圍，造就國民體育法修正與改革契機，朝野與社會的關注，使原本冷門至極的這個法律，成為眾矢之的。在有關奧會的章名，於國家奧會與中華奧會間擺盪之爭議，終告段落之際，立法院終於在甫結束的臨時會中，通過修正。以下僅分三個部分，就本次法律修正的核心，先各自提出前提的政策問題，再分析立法者最後回應。
首先是關於單項運動協會的組織部分：是否要採取落實地方、中央之聯合組織結構，類似歐洲先進國家常態？還是以自然人、特別是不設防的由任意第三人均得自由加入的方式，質變當前協會結構？如為一般人民團體想像，究係回歸一般規範？抑或由國民體育法以不同邏輯與想像、特別立法（lex specialis）的模式為之？涉及的議題包括：自然人會員、運動員理事之保障、是否僅聚焦亞奧運項目之單項協會，在單一位置與壟斷原則（Ein-Platz-Monopolprinzip）之下去進行「重整」？如何兼顧國際奧會IOC規範（國家奧會與單項協會）？如何適當組合國家管制、框架形成與運動團體自治？
立法者在此，避開結構性的組織問題，做出比較細節的回應：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一親等內姻親，不得同時擔任理監事，亦同樣不得聘僱理事長與秘書長之該等關係人為工作人員。現/曾任國家隊之運動選手理事，不得少於1/5，個人與團體會員理事，不得多於1/2，以確保運動員在結構上成為「法人機關」重要的成員，進而使其意見得到尊重與貫徹；中央機關政務人員、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擔任理監事，以及，相當重要的，會員之組成應以開放人民參與為原則。
第二部分是有關單項協會運作之監督。IOC在2015年12月頒布所謂Basic 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良善治理基本準則，要求透明與民主的決策過程、財務會計準則、符合國際標準之審查、財務報告公開、倫理與遵法規範，並進而
要求並輔導IOC、Ifs（國際單項運動總會）、NOCs（各國奧會），乃至內國各單項協會，建立內部相符良善治理之獨立機制。在此指引下，應如何落實中央主管機關重整監督相關規範與執行？國民體育法能提供如何之制度規範？
立法者對此的決定為：單項協會組織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應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迴異於一般人民團體的單純報備義務；中央主管機關有輔導、訪視與考核的權利與義務，各單項協會應實施內部財務監控制度，公告預決算及受政府補助經費，會計師查核簽證義務，同時賦予政府機關檢查權。而有關組織、議事、與會員間權利義務、申訴、機關督導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意圖建立更細膩而嚴格的介入干預模式，換言之，朝向與當前人民團體法律管制進一步鬆綁的「相反方向」邁進。
最後，第三部分，有關特別是運動員之紛爭解決，亦即去年里約奧運之諸多導火線。如要設立仲裁機制，應採取何種模式？奧會、體總、單項協會、教育部體育署，四者究竟應扮演如何角色？不同模式與管轄權事項之選擇，例如常見之禁藥、運動賽事、轉籍爭議、運動員與教練資格、贊助契約、其他協會內部爭議等，應如何擇取？賽事（亞奧運）之運動員或甚至教練的提名規範，是否要建立一定框架基礎，或僅留任紛爭處理？含糊不清的運動員法律關係，例如做為協會直接會員、間接地位、遵循契約，乃至於運動員與協會暨第三人之間的法律關係（例如不同形式與專屬權之贊助商），是否要有明確的界定與導引？如為定型化契約，應該如何加以控制？
面對以運動員權益保障為核心的第三部分，立法者的回應不少：法律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優秀運動選手培養制度，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選訓賽辦法，成績優良之運動選手（含身心障礙者）及有功教練之獎勵，選手之輔導就業，國家代表隊培訓賽選手零用金制度，選手出賽費（舉辦或參與具收益之商業性賽會）等事項，在紛爭解決部分，採取經認可之獨立仲裁機構模式，不採主管機關裁決、奧會/體總設立獨立仲裁機構模式，可以涵蓋的紛爭類型包括：違反運動規則之紀律罰、選手教練選訓賽紛爭、贊助契約、地方性團體會員紛爭、運動員隸屬契約紛爭等，與法院訴訟程序之競合處理，不服仲裁判斷之法院救濟，合意交付仲裁之準用與效力等，也同樣做了法律技術面的完整設計。
面對單項運動協會問題的經緯萬端，意圖在法律上有完整、正確又具有可行性的回應，進而使其真正改變現實，其實不是容易的事情。任何立法行為當無法逃避此考驗，有得有失，在所難免。建立運動員與教練所涉紛爭的公開解決模式，是一大亮點，落實有效且專業處理要求，不是停留於協會內部的暗黑，也不再冀求於非專業之法院的介入，與先進國家同步，足資贊同。建立協會所應遵守之治理準則，符合IOC要求與世界潮流，唯一要等待的是未來之執行成效，對此，我們需要更多的方法。運動員之納入法人機關結構，值得嘉許，但同樣面臨考驗，因為，目前多數之單項協會，就是曾任運動員之個人作為主要參與者，結構之強制納入是一回事，真正能夠反映運動員之利益狀態與主張是另一回事，組織未必成事，行為才能見端倪。最後，在運動組織自治的最高原則下，立法與行政如果試圖過多的介入核心自治領域，例如代表隊之組成方式、教練與裁判之產生等，確實不無疑慮，過去當有許多負面教訓，沒錯，但回應的方式是否為更多的國家？為何不是朝向規範框架下自治但嚴謹的更多社會？這是在國民體育法改革聲浪中，一個少被關注，但卻足以決定未來成功與否的關鍵。社會的很多弊病，更多的國家化往往是看對問題而提錯答案，法律社會學的研究告訴我們：面對形式化規制的問題，一昧地實質化未必好，有規範框架作為基礎的程序化、再管制化，保有運動領域之自主，但國家建立起長治久安的遊戲規則，訂好紛爭解決機制，或許才是更好的選擇。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