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of page

【創新台灣】1.4 提升台灣國際高階人力資源流通環境與吸引力

王耀煜/哈佛大學博士

圖片來源:pixabay


壹、問題意識


台灣國際人才普遍不足與流失已是學界和業界間的共識,然而擁有豐沛而優質的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能否長期穩定成長的重要因素。但在全球化的時代,人才流動是自然的市場機制,再加上企業求才的方式更為多元,好的國際人才都可以自由選擇前往不同國家工作,尋求更好的機會。因為國際人力資源的流動是一種正常的全球化現象,國際上許多學術機構、企業與國家陸續採取不同方式打造國際化環境,爭取優秀的國際人才,訓練本地人才國際化,讓國際人才的來源多元。


一、促進國際人才網連接的美國全球化高等教育


自 2000 年代初以來,美國大學以不同的方式加速了其全球影響力。卡內基梅隆大學、康奈爾大學、紐約大學和紐約理工學院等大學通過建立國際校園,開設由大學學院教授的課程,將他們的影響力從波斯灣開始擴展到全球。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其他大學與學術機構則與業界科技公司建立了更緊密的全球聯盟和夥伴關係。雖然各個機構全球化的動機是多重且復雜的,但他們都是以積極主動建立國際合作關係以及爭取國際人才的方式,在研究上得以保持全球優勢, 。


首先,他們利用合作獲得最先進且難以獲取的數據,再透過國際人才互動,得到不同國際區域的專業知識以及更強健的國際人才脈絡。 就以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為例,他們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與中國清華大學北京万科公共衛生學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透過合作,雙方計畫開發聯合課程,尋找聯合研究機會,並建立雙方訪問學者機制,使万科公衛學院以及哈佛公衛學院的研究人員能夠有健全的制度到雙方的校園做研究訪問。這只是哈佛公共衛生學院近來建立眾多全球夥伴關係的其中一種方式。另一個例子是博茨瓦納-哈佛愛滋病研究所夥伴關係(Botswana-Harvard AIDS Institute Partnership),這計畫促進雙方長期公共衛生聯合研究以及研究人才培訓。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裡,Botswana是第一個收集到新冠Omicron病毒株進行序列排組的國家, 而哈佛研究人員也經由這夥伴關係在第一時間獲得這些重要的研究數據。


利用夥伴關係的建立, 這些學術機構也幫助他們的學生, 研究人員以及校友,在國際上建立本身無法建立的人際脈絡,提供了更多與國際互動的機會,減緩他們在國際上的社會文化障礙,進而加強了他們的國際競爭力。這也幫助學術機構在國際人才學術生涯的早期鑒定他們的潛力,以進行更有效的針對性招聘。


二、全球化又聚落化的生物科技醫藥產業


過去的二十年裡,美國的生物科技醫藥產業逐漸聚落化,許多生技公司與藥廠都在波士頓或舊金山成立研發中心與辦公室。由於當地有許多世界一流的大學提供充沛的人才與研究能量,吸引了全球企業、慈善機構、創投公司設點投資,創造出有強烈磁吸效應的生態,留住和吸引來自全球各個職業層次的頂尖人才。許多亞洲公司也採取措施在聚落設點,有效率的建立公司全球商譽,並利用當地人脈來招募或訓練國際高階人才。


雖然全球化的目標和獲得國際人才的目標是相同的,但這些亞洲公司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日本武田製藥公司(Takeda) 於 2008 年開始陸續收購了包括癌症藥物開發公司 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等公司,在波士頓有了立足點。透過與當地公司和學校建立密切夥伴關係進行尖端技術合作研發與人才培訓,這開啟了武田製藥將其核心藥物開發的業務大大擴展到日本以外的地區。雖然以適應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管理的差異,武田製藥全球分部都具有高度的自治權,然而,各分部可以通過與其他分部的知識交流與國際人才在公司內的流動,快速且有制度的讓各分部互相學習與實踐,讓武田製藥公司無論是在波士頓或是日本的分部能夠體制國際化。


三星生物(Samsung Biologics)採取了與武田製藥不同公司國際化方式。三星生物是總部位於韓國的委託開發暨製造服務公司 (CDMO),負責外包藥物疫苗製程開發、配方測試與製造的服務。客戶群包含把心思專心投注在衝刺藥物開發種類、搶下專利的國際大藥廠以及將預算都壓在開發藥物上而外包生產的小生技公司。 為了成為全球頂尖的製藥公司,三星生物於2013年與波士頓專門開發神經藥物的Biogen 合資成立了三星 Bioepis發展生物仿製藥(Biosimilar)製造。透過結合Biogen藥物開發以及三星生物製程的優勢,三星 Bioepis 在短短八年內已在全球成功推出五種生物仿製藥。三星生物也利用這合作機會加速其在南韓的公司管理人員國際化,並於2020年在舊金山建立了研發基地,以更接近他們在美國的客戶。這些努力使三星生物成為國際知名的 CDMO 合作夥伴,也幫助三星生物在COVID疫情間得到莫德納公司的委託,在南韓生產莫德納的新冠疫苗。


雖然武田製藥和三星生物以不同的商業模式將公司國際化,他們都是透過與其他國際大廠緊密的合作關係,吸引國際高階人才至日本或韓國當地改變公司體制。再來,他們也在波士頓與舊金山設研發中心,將公司的主要業務帶進兩大生技聚落都市裡,在全球生技社區裡建立公司的名聲與國際地位,增加他們爭取國際商機與國際人才至他們全球分部的機會。


三、後新冠疫情時代的數位游牧民族


為應付新冠疫情防疫的隔離,全球公司被迫快速的發展出員工遠距辦公的模式,而兩年的疫情也鞏固了遠距辦公是種可行的長期工作形式。特別對於高技術的數位工作者,能夠隨時隨地工作,減少進入辦公室需求,不僅節省他們通勤到辦公室的時間,也賦予他們生活上更大的自由,讓他們可以靈活的選擇他們生活的國家與地區。


隨著越來越多公司提供長期遠距辦公的選擇,這些被稱數位游牧民族的國際高端人才,包括工程師、科學家、資料管理師、創業家等,將遠距工作提升到新境界。許多人利用這機會長期居住在觀光勝地,有些人則從事長達數月的“工作假期”,在許多不同的國家與景點之間工作和旅遊。另外,許多移居國外工作的人也會利用這優勢,將家人帶回他們的祖國長時間居住,以重新建立他們與當地文化的聯繫,或者花更多時間與他們的親屬朋友相處。


由於數位游民為他們的移居地帶來了高薪以及高技能的消費者,並且不與當地居民競爭的工作機會,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競相吸引這一個不斷增長的族群,以獲取他們帶來的許多經濟利益。例如,葡萄牙提供長期的工作居留簽證, 只要數位遊民能提出長期遠距辦公與薪水的證明。其他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德國、泰國等都提供某種形式的數位遊民簽證。最值得注意的是,智利政府建立了一個由政府資助的國際孵化器計劃,名為“智利創業”,在過去十年中邀請了 280 多家初期企業在智利度過時光。


貳、具體主張與政策建議


基於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具題主張如下:


一、鼓勵大學和企業建立國際合作、合資企業,並在全球技術中心設立國際辦事處


創造與國際人才直接合作的環境,為他們提供職業發展的機制,是吸引和保持穩定的國際人才水平的關鍵。學術和行業組織都可以通過在其核心業務的關鍵技術集群城市建立廣泛的國際合作或辦事處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直接與國際人才合作,並將他們招募到組織中,以保持源源不斷的高水平國際人才流向組織所在的國家。


政府可以發揮網絡的作用,並在公司之間建立初步聯繫。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鼓勵台灣公司在全球技術中心設立國際業務和技術辦事處。同一地點內的物理互動和持續聯繫增加了公司的網絡曝光率。這可以帶來更長期的國際合作,幫助公司建立全球品牌知名度,從而吸引國際企業和人才。


在學術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培訓和研究資助台灣機構建立全球培訓和研究合作。應為台灣大學分配資源,以建立機構層面的國際合作夥伴關係,除了教師層面的合作研究資助外,還允許廣泛的資源和資訊共享以及教師和學生交流。政府也應在促進這些夥伴關係中發揮作用,以提升大學國際品牌,並將台灣大學打造為年輕國際人才建立和推動其職業生涯的可行目的地。


二、 建立更開放的台灣獨特資源平台以促進國際合作


透明開放的特有研究資源是促進國際學術合作的關鍵,這包括當地性特殊性資料、特有研究方法或是特有儀器得以達到雙贏的合作關係。但為了維護有高獨特性與高開發研究價值的國家級大型資料庫不被不當使用,政府如何以設計法律架構,在資料數據公開運用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變成相對的重要。


例如,台灣國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 (NHIRD), 簡稱台灣健保資料庫, 在發展醫藥開發上有非常大的運用價值。 它包含大量且獨特針對亞洲人群的的臨床真實世界數據(Real World Data; RWD),能夠透過嚴謹的資料驗證、研究設計與分析得出有關治療方式、治療潛在好處或風險的臨床證據 (RWE)。這些數據不僅能顯著降低新療法臨床試驗成本,加速藥證審核, 也能夠幫助新藥開發與疾病生物標記開發和驗證,推動亞洲人為主的精準醫學發展,減少醫療資源浪費。此外,台灣健保資料庫也能與其他資料庫結合得到更高的公共價值,如與環境資料或是公共衛生政策等資料能夠幫助引導未來公共政策的設定。


運用這類資料庫有潛在風險,例如個人隱私暴露。雖然這些問題可望藉由建立大規模研究網絡及計算模型解決,讓研究人員能直接從複雜的大數據中依研究目的取得所需的臨床數據,目前在運用這些數據上有非常嚴格的法律規範。雖然這立意是好的, 但過於沈重繁雜的規範也讓此資源無法有效運用,也無法以此促進大型的國際合作。政府應結合科技民意與法規,建立一個資訊開放可以促進全球合作又同時保護敏感資料的平台,讓國際專家機構得以方便的與台灣專家資源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三、 打造數位游民簽證和國際共享工作空間


世界數位遊民是值得大量爭取的國際人才,他們為移居國家當地帶來許多經濟與文化上的好處。


首先,相對高薪高知識的數位遊民可以在短期內刺激移居國家的當地經濟,同時他們並不會與當地人競爭工作機會。再來,數位遊民可以促進不同國際文化知識與資源的流動,為當地人帶來發展國際人際網絡的機會,讓他們自己、 組織和移居國受益。同時間,這些高技術的人才可以透過與當地人才一起工作結合跨文化知識進行“知識重組”,轉化為更多的新技術專利或是為成熟技術發明出不同的應用,進而促進創新創業,建立有國際聯繫的新企業。


為爭取逐漸增加的數位遊民,政府應制定有彈性的工作簽證,確保高薪高技術的國際人才能夠簡單的申請居留。再來,政府可以主導設立共同工作空間,讓數位遊民可以直接與當地人才互動,激發知識重組與建立國際聯繫。最後,提供智慧財產與新創輔助,讓小部分在台灣發展出有國際專利的數位遊民能夠成立新創公司長期留在台灣。

Comentarios


bottom of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