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國際經貿往來的自由化是過去幾十年的大趨勢，但近年來其不良副作用逐漸受到抗議與重視。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要脫離歐盟，使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問題更被大量討論。然而由最近一些知名人士的言論來看，各界對全球化和經貿往來自由化的事實認知，以及所提出的對策，仍然相當不足或令人失望。
全球化和經貿自由化逐漸進行時，其對所得分配的影響以及各國應給受害者的補償常被忽視(陳博志，2014)。有些人甚至以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使很多開發中國家人民之所得可以提高而脫離貧窮，而否認所得分配之惡化。但全球化對所得分配不良影響主要是各國國內所得分配之惡化(陳博志，2008)，實際上即使從全球整體而言所得分配改善，只要各國內部的所得分配惡化，人們就會因為和鄰近的人之比較而陷入不滿或痛苦，而這分配之惡化也須由各國政府自己補救，而造成政府的困難(陳博志，2016)。國際組織和外國都不會幫助。索羅斯(2017)也明白指出，全球化的支持者宣揚全球化讓全球財富增加且縮小窮國和富國的差距，卻忽視它加劇窮國和富國內部的不平等。
但2015年諾貝爾獎得主迪頓(2017)似卻仍未瞭解這問題的嚴重性，他說全球化「在富有國家，各所得族群全面受益，因為…各種產品都變得更便宜」。這說法完全忽視有些人因全球化而失業，以致物價再怎麼下跌也仍受害的事實。他也未注意到國際貿易經典學理Stolper-Samuelson定理早就指出，貿易雖使資本相對較豐富國家勞力密集產品相對價格下降，但工資會下降更多，而使勞工的實質所得怎麼算都下降。換言之，即使不管對失業者的傷害，長期而言仍有工作和所得的勞工之實質所得也會下降。迪頓這種「各所得族群全面受益」的說法並不科學。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說，「全球化的確助長所得不均，但帶來的結果利大於弊」，也是很隨便的說法。若不對人與人之間的相對價值做客觀的價值判斷，失業和所得萎縮者所受之傷害或「弊」，很難有客觀公正的方法來和其他人得到「利」來比較和相加，以得知利是否大於弊。面對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這種重大影響之政策，若用總所得或GDP的變化來衡量利弊，乃是假設每一元所得給不同人時之價值都相同，是一種很強烈的價值判斷，在事實上受害者並未得到充分補償的情況下，對弱勢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算法。這種只重總所得或總生產的心態，也是全球化現在會受到廣泛批評的原因。謹慎的經濟學理會用每個人受補償後的福利都不會惡化的準則來判斷重大政策是否有利，而不是依主觀或總所得等指標就說利大於弊。
迪頓當然知道全球化造成的分配不均問題，但他說「不是每個人都能受益，這正是進步發生時的現象，我們雖樂見人人同享利益，但這種情況極為罕見，但指責這樣的不平等，形同指責進步本身」。所幸大部分經濟學家並不是像他這樣想，否則經濟學家就真令人失望。進步和改變通常都有其副作用，人們指出副作用並不是反對進步或改變，而是主張要同時設法降低其副作用，充分瞭解經濟學的人都知道要給受害者補償才是真正完整的好政策。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之所以受到指責，是因為相關政府和機構未努力去降低副作用及補償受害者。迪頓把這種對全球化的指責說成是指責進步，對事實的瞭解或邏輯思考上是有問題的。
某大學者榮獲諾貝爾獎時，他的朋友提醒他說，今後你會被一些人當成「神」，要你說很多不是你專精的事。諾貝爾獎得主當然有偉大的學術貢獻，但這並不代表他知道所有的事，更不代表他講出的話一定對。所有有成就有地位的人，都該提醒自己不要以為自己懂得所有的事。
迪頓認為全球化真正的妖怪是尋租行為(rent seeking)造成的不平等。尋租行為確實加大不公平，但不公平現象還有更明確而可以採取對策的原因。除了前述經濟學乃至很多政策規劃時都說要做的必要補償常未被好好執行之外，經濟學家和其他人士盲目鼓吹全球化的言論思想以及政府體制運作的偏差，也是近幾十年全球化使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之一。史提格里茲(2017)說「30年的新自由主義實驗，承諾全球化的自由化的利益將涓滴往下流在所有人身上。但這些好處大多涓滴往上，原因之一是當今政治制度似乎是築在一元一票原則，而非一人一票原則」。檢討經濟學家的思想言論和政治運作，應比空泛指責尋租行為更有效。而有些具體政策如各國稅制偏愛特定階層的問題更該設法改善。
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平除了競爭力較弱的人常受到較大傷害(陳博志，2016)，而且未得到合理補償之外，各國為了吸引產業、投資、和人才，而競相對資本和高階人力提供租稅優惠也是重要原因。很多國家為了促使資本家在國內投資，以及要吸引外國資本及產業來投資，就調低對資本和產業的租稅，而其競爭對手國常只好把相關稅率降得更低。近年來這種國際租稅競爭也擴大到高階人才所適用稅率。於是可以在國際間流動的資本、企業、和高所得人士得以享受很低的稅率，租稅負擔則多落到少有國際移動能力且較弱勢的階層上。而這種不公平並不屬於迪頓所說的尋租行為所造成，是各國的租稅競爭所造成。
這種不公平有個相當簡單的對策，就是由國際組織管制各國相關的稅率(陳博志，2011)，例如資本所得的稅率不得低於多少，人才所得不能有所優惠等等。但多年來國際組織卻未採取這類措施，而緃容這種不公平政策繼續泛濫。國際貨幣基金總經理拉加德最近在談不平等的對策時，提到了「增加對低技能工人的直接支持」、「提高醫療服務、教育、和技能訓練方面的公共投資」、「改善就業和地域流動性」、「重整社會地位」、以及「防止企業將利潤移到低稅地區」等等並非國際貨幣基金主管的事情，卻未提到國際貨幣基金也許較有權責可以防止的國際降稅競爭。看來國際組織和一些國內政府單位一樣，不好好想自己該做的事，而專講別人該做的事。
拉加德(2017)對促進世界經濟成長的主張也是要各國去做而非國際貨幣基金做的事。拉加德說「需要有能力採取財政政策的國家動起來，並輔之以旨在提高生產力和成長的貨幣政策和結構調整」，卻未注意各國擴大財政支出可能擴大的政府負債這個國際貨幣基金更該關心的問題。拉加德和很多主張擴大財政支出的人士，也未注意到近年全球經濟成長低落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總需求因長期結構性的因素而不足(陳博志，2012；史賓塞，2017)，短期的財政支出增加並未能解決根本問題，而更可能造成長期的財政赤字與負債。
結構調整和提高生產力是日本和許多國家的政策目標，它們也許可以提高本國競爭力而在全球低成長的環境中搶到較大的一塊餅，但對全球整體需求不足的問題卻不見得有幫助。很多科技界的人士目前其實更擔心人工智慧等技術快速進步的結果，可能是更大的供給過剩及更多失業。拉加德(2017)認為中國引導其經濟模式從出口轉向內需是使2017年全球強勁成長的因素之一。這想法也忽視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內需政策更可能是設法減少進口的進口替代政策，以及提高出口能力的國內投資和技術發展政策，因而對其他國家和世界情勢不見得有利。
在川普可能降低國際經濟自由化程度之際，很多人士都擔心現有的自由貿易體制受到傷害。這種擔心及研討各種可能對策是合理的，連一向批評不恰當之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史提格里茲，也擔心川普若採取反傾銷等合於WTO規範之外的措施，有可能引發貿易報復戰而毀掉二戰之後所建立的開放國際秩序(史提格里茲，2017)。很多長期鼓吹自由化的人士當然就更為悲觀，甚至認為世界將回到更多年前的保護主義時代。我不認為該這麼悲觀，而認為大家應該更積極去研究可以這麼維護自由經貿往來，而降低其不公平和其他副作用的方法(陳博志，2017)。事實上不少人士也已在思考這些方法，不過有些人也還在捍衛目前的自由化。
拉加德(2017)說「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一旦倒退，只會破壞近幾十年來在福祉和生活水準上所取的史無前例成就，且低收入家庭將首當其衝」。這種說法也許可當政治宣傳，但若要做嚴肅的研究主張則有不小的問題。自由貿易即使倒退，也有很多種不同的倒退程度，而不可能讓貿易消失。在倒退程度很小，甚至只是持續自由化的速度減緩時，並不可能使現在的世界生活水準明顯倒退，更不會消失。而近幾十年來人類福祉的空前成就絶大部分乃是來自科技的空前發展，自由貿易有其貢獻，但並非主因，即使貿易不再進一步自由化，甚至平均關稅率略為提高，也不會使人們無法使用網路和看彩色電視。至於貿易自由化倒退首當其衝的會是低收入家庭的說法，更多半是用其權威嚇嚇窮人的說法而已，和迪頓(2017)一樣漠視了因貿易自由化而失業人士的痛苦。
針對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所造成的失業問題，迪頓(2017)說「工作不保的最大威脅不是中國人或是墨西哥人，而是機器人」。機器人特別是未來的人工智慧確有可能取代很多人力，但這在邏輯或實際上都不能說成是貿易自由化沒有使就業降低的力量。用台灣經驗來看，從1960年代台灣和其他東亞國家大量出口勞力密集產品到美國開始，出口使我們很多產業的生產和就業取代了美國的生產和就業，美國基層工人的實質工資從那時開始幾乎少有成長，而失業率則開始上升，這和機器人並沒有關係。良心很難允許我們說我們的出口未傷害美國的就業。而1990年代之後台灣產業大量外移到開發中國家，使很多基層勞工失業，使當年在勞力密集產業工作的女性勞工退出就業市場，而造成目前台灣中高齡婦女勞參率相對偏低甚多的現象，也絶不是機器人所造成。
移民和難民問題是全球化走到更前端所引起的爭議。早年推動全球化和自由化的人仍不敢主張人口移動的自由化，絶大部分國家仍嚴格管制外國人口的移入。這必然有其道理或顧慮存在。然而歐洲一些國家仍推動歐盟內部人口移動的自由化，甚至要大量接受難民。這做法已引起不少問題和爭議，也是英國要脫離歐盟的主要原因之一。移民和難民問題涉及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問題很多，應有更高層次的思考和策略來解決(陳博志，2016)。但拉加德(2017)卻鐵口直斷說「移民和難民為東道國帶來巨大收益」，實在不知是依什麼理論來計算。席勒(2017)就較合理而依學理指出，依照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理論，只要自由貿易，市場力量即可以使不同地方法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在完全競爭的世界裏，人們不需移到其他國家，就能獲得較高的工資」。從人道的立場，各國與其大量接受移民和難民，不如到人口移出國和逃出國家，或其邊界附近或難民營發展出口產業，以提高當地的就業機會和所得，不必冒著政治文化衝突的風險來引進大量移民和難民。
上述名家的主張都取自今年初台灣媒體的翻譯文章。因為本文不是要指責這些極有成就的人士，而只是想減少國人對全球化和自由化之影響及其對策的誤解，因此我並未去追查原文以及這些名家的其他言論，只就媒體刊載的內容提出評論。台灣曾是全球經貿自由化的大受益者和受害者，我們對全球自由化有比別人更多的經驗，也應該有更深入的研究和瞭解，不要被不正確的說法誤導。
相關文獻：
史提格里茲(2017)，川普救不了美國…，經濟日報，2017年，1月17日
史賓塞(2017)，國際攜手 翻轉納許均衡，經濟日報，2017年，1月18日
拉加德(2017)，全球經濟包容性要更廣更深，經濟日報，2017年，1月12日
席勒(2017)，新一波正義革命來了，經濟日報，2017年，1月17日
迪頓(2017)，尋租者…全球化背後的妖怪，經濟日報，2017年，1月16日
索羅斯(2017)，失控的民主 獨裁的溫床，經濟日報，2017年，1月23日
陳博志(2008)，全球化是否使所得分配惡化？看，8期
陳博志(2011)， 管制租稅競爭以解全球化難題，經濟日報社論，2011年10月30日
陳博志(2012)，世界還可以快速成長嗎？看，125期
陳博志(2014)，政策補償不能只是空頭支票，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7卷第9期
陳博志(2016)，全球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與現實，看，165期
陳博志(2017)，要依川普的方向提建議而非驚慌，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0卷第1期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 40卷3期 (2017 / 03 / 01) ， P10 -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