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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長期發展看待五缺和五加二

圖片來源:蔡英文總統臉書〔英派革新・台灣好政-蔡英文的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賴清德院長上任,有些企業人士要求政府解決缺電、缺水、缺土地等五缺問題,賴院長也快速提了一些解決方案。而這同時張忠謀先生則表示反對政府正推動的五加二產業發展政策,認為政府只要做好公共建設,但行政院則說五加二政策目標和張忠謀一致,似乎不認為有和張忠謀先生再討論的必要(陳博志,2016d)。不過這兩件事都不是那麼簡單,從國家長期發展策略來看應該都要思考其恰當的做法。

 

只靠增加資源供給不能持久成長

 

從前年工總提出五缺這名詞之後,包括官員在內很多人都朗朗上口,眾口鑠金好像五缺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但五缺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台灣最缺的不是水、電、工、地、和人才這些基本的生產要素或投入品,而是能把這些生產要素做更好的組織而產生更高附加價值的企業家精神(陳博志,2015)。台灣企業長期以來最拿手的就是擴大生產和降低成本,這種經營方式當然是水、電、人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和投入品愈多且愈便宜愈好,因此這類經營者在努力要擴張或降低成本時,常會感覺到五缺。

 

然而今天的世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快速成長的時代已不相同,這種降低成本擴大生產的發展方式已愈來愈難成功。不管是擴大生產或降低成本,我們都難以和人口眾多而工資低廉的開發中國家競爭。個別廠商擴大生產而提高市佔率的結果常是整體售價的下跌,政府和廠商壓低成本的努力如引進大量外勞則造成所得的停滯和分配的惡化。諾貝爾獎得主Paul Krugman早在1990年代即指出,東亞國家靠增加生產要素來發展的模式是無法持久的(Paul Krugman,1994)。五缺的某些情況確要解決,但我們若仍陷入為企業儘量提供各種生產素而讓它們五不缺的迷思,我們的經濟發展恐難改善。

 

我國用電比別國多卻因附加價值低而缺電

 

這裏先用一個例子來讓大家看看真正的問題。五缺中缺電是最明顯而壓力最大的一項,今年我們就曾停電並有限電的危機。但我們的電為何會缺?我國2016年平均每人用電10632度,日本卻只有7371度,德國6602度,法國6448度,英國4795度,以色列7319度,瑞士7091度,新加坡8160度,韓國和我們較接近也只有9720度。除了北美、北歐和一些產油小國,幾乎所有國家的每人用電量都比我們低。而先進國家和韓新每人用電量比我們低,每人所得卻比我們高,所顯示的即是他們每度電能產所得及附加價值,也可說是生產力,比我們高。換言之,短期直接來看我們電力可能不足,但從長期跨國比較來看,我們長期以來真正不足的是附加價值,是生產力,是企業的能力(邱秀錦,1993)。這才是我們最該改善的重點,不是盲目無限增加電力供應來滿足低附加價值的需求。若生產力不提高只是靠五不缺擴大生產,即使總生產、GDP、和總污染增加,每人所得及福利並不見得能增加。

 

我們只要去一趟3C賣場就可瞭解低附加價值的情況。生產一台同樣尺寸的電視所須耗用的人力、土地、電力、乃至機器設備應該相差不多,但韓國貨和日本貨的價格卻可比台灣貨高很多,有的甚至高達兩三倍。這即表示同樣的生產要素在它們的廠商可比我們產生兩三倍高甚至更多的附加價值或所得,它們因而可以付更高的工資,企業也可能有更高的獲利。如果我們的電視和手機等等產品只能賣人家三分之一的價格,把五缺變成五剩也改善不了台灣的經濟。

 

低附加價值和五缺的重要原因是技術和企業家能力不如人

 

我們產品價格比別人低很多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包括技術在內的相關知識不如人,以及我們企業未能把我們資源做更有價值的組合。前一項是我們知識經濟的發展不足,後一項是我們的企業家能力和精神不足。這才我們最需要努力改善的重點。而知識經濟的發展也不是只靠象牙塔內的學術研究或技術研發,企業家精神在方向領導,以及在整合資源方面都有極重要的角色。就算我們有豐富的電力和人力等等資源,這些資源仍是一盤散沙,不會自動結合成一個有高價值的產品。企業家或企業家精神的能力和任務,就是把一些資源做適當方式的結合,而產生更有價值的產品,或者是更有價值的知識。美國想發展自駕車的廠商一聘就是一千個研發人員,這些研發人員的分工及指揮調度要有很高的本事,不是花錢就可成功。台灣過去多年來很多產業和企業的停滯或其價格與利潤率的下降,暗示我們企業家能力和精神可能不足或無法發揮。

 

只解決五缺可能繼續走低附加價值和低工資的路

 

一些掌握既有企業之經營者若無法創新,就只能大致依現況求擴張或降低本,因此他們很可能無法因應我國資源結構的改變而改變其生產方式,只能在有很多資源過剩的情況下大聲批評另一些資源的短缺。他們也付不起國際行情的資源價格,而在我國人才和其他資源大外流的時候,埋怨我國人才和資源不足。政府當然不可只聽這類企業人士的意見。

台灣企業家能力和精神不足的情況由來已久,也不易快速改變這些人。十多年前許文龍先生跟我說,王永慶先生跟他說很擔心台灣的企業家。王永慶先生說他們那一代的企業家是自己從上下游到市場打造出一個產業,但後來很多企業家卻只在外國品牌廠商的支配下做生產鍵中的一段,因此可能較缺少全面打造一個新產業的經驗。我們要不要繼續只努力提供充裕的資源以讓企業繼續保有被人支配的資格,或者要努力發展知識經濟及讓有潛力的新企業家更有機會發展,是國家發展策略應嚴肅思考的事。若只能解決五缺,就是選擇走過去二十年走到愈來愈窄的路。

 

發展新產業和新生產方法才能有滿意的成長

 

有關該不該有五加二產業政策,或者五加二政策該怎麼做的問題,涉及的其實也是對企業家精神是否能自動帶動國家發展的判斷。由於世界一直在變,我們自己的相對條件也一直在變,我們不太可能只靠走過去的路來繼續發展。只用既有的產業和生產法繼續擴大生產,我們的產量可能成長比需求還快,而使產品價格、利潤、甚至工資像過去那些年那樣下降。而若我們的工資繼續上升,既有產業和生產方法的成本也可能會變得太高而失去競爭力。既有生產方法也遲早會被其他國家學走而使產業被搶走。所以我們要不斷發展新產業和新生產方法,才能有滿意的經濟成長。因此我們不能只解決既有產業所遭遇的五缺,我們更該解決全國所面臨的新技術、新產業、以及企業家精神可能不足的問題。而五加二產業政策應該當成解決或改善這些問題的手段。

 

世上沒有自由放任就能發展的理論和經驗

 

台灣長期有一種流行的講法說,政府只要做好投資環境或基礎建設,民間企業家和市場力量自能做出最合適的產業發展。依這種說法,五加二產業是不必要甚至是錯誤的。但這種說法並沒有可靠的學理和實證依據,而只是一種口號或信念。在學理上,經濟學從來沒有一個理論證明政府放任不管或只要做好基礎建設,就可以有合適甚至最好的經濟發展,那些把自由放任市場機制講成神通廣大的主張,其實是把經濟學中個別產品靜態均衡理論的結論,隨便擴大而套到動態且產品複雜的經濟發展問題上。

 

而在實際上,也沒有那國家長期全面無為而治而真能得到成功的發展。台灣有些人喜歡吹捧新加坡而說新加坡因為開放所以發展比我們好,卻忘掉新加坡可能比所有高所得國家都更積極介入產業經濟的事實。各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確常犯錯,但這也不表示政府一定會錯或企業一定比政府更不會犯錯。成功和失敗的政府之差異之一,就在於能否不妨礙人民和企業的正確選擇,而減少人民和企業錯誤的做法,以讓民間市場力量朝正確的方向發展。而政府扶植確實較有競爭力之產業,以讓國家有夠多產業在全球競爭中勝出,也是很多國家成功的發展策略(陳博志,2017a)。政府的五缺對策和五加二政策都要用這種態度來檢討。

 

五加二政策應只是提出粗的產業發展方向並優先改善其發展環境

 

張忠謀先生反對五加二產業的道理,是政府沒有能力為民間選擇能發展的產業。這說法大致是對的。他主張政府要做好基礎建設也是對的。問題是台灣的很多企業人士多年來也並未能證明他們能選擇去做對國家有利的事,而基礎建設種類極多,我們也無法在短期內全部做好,所以可能要有一些優先順序重點。因此政府雖不宜亂介入個別產品的投資生產,但依客觀情勢和國家的利益選擇一較粗的產業方向讓人民參考,並根據這些粗方向的需求而優先改善相關的公共或基礎建設,而由民間自己決定是否要在這些粗方向中挑選他們較有自信的具體產品來發展,應是中庸合適的做法。當然人民若在這些方向之外有具體的投資意願,政府也該一樣加以協助而絶非禁止或打壓(陳博志,2016c)。

 

由此看來,五加二政策的重點應該在優先改善這些未來產業的投資發展環境,包括其所屬的基礎建設,法令規章、技術人才、資金、以及企業家能力。這在亞洲矽谷計劃尤其明顯。此計畫的目標應該不是在台灣複製一個矽谷,也不是只要投資發展物聯網產業,它應該是要強化台灣和矽谷的聯結,讓台灣的新創產業能夠獲得矽谷有而台灣仍然不足的各種初期投融資和技術支援等環境,也給矽谷的創新者要創業時能到台灣來享受台灣的資金及研發和生產的能量。換言之,這計畫應該是要聯結矽谷以形塑能培養及引進新產業和新企業家的環境為主要目標。

 

解決五缺也要著重新發展方向

 

在五缺對策方面我們也一樣要有這種促進未來發展的思考。我們不能只滿足既有而將失去競爭力之企業降低成本的需求,我們要改善未來有競爭力之產業的發展環境。所以我們在提供充分的水電時可附帶要求企業提升相關的效率。我們要優先提供的人才是新產業新技術所需而國內仍不足的人才,在這方面政府可以更大方一點。但對那些只為降低成本甚至可能排擠國內人才之機會的國外人才,我們就讓有適度的約束而不是一味開放(陳博志,2017b)。我們的教育和人才培訓在方向和方式上更應該努力配合未來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顧衝量而未注意方向和品質。

 

整體而言過剩的資金和教育其實在重要方向卻不足

 

至於未在五缺之內的資金,我國從總量上來看顯然不只不缺還有點太多,但仔細去看卻可發現流向未來發展的資金其實嚴重不足。有些既有企業不只資金過剩,甚至不知未來要如何投資發展而要減資把錢退還給股東。但要發展新產業新技術的潛在未來企業家籌資卻有很多困難。前述亞洲矽谷計劃雖可引進一些矽谷的資金,但改革我國的金融以使各種投資特別是創新活動能得到足夠而合理的資金,就長期發展而言比解決所謂五缺還要重要(陳博志,2016b)。

 

教育以培養未來人才更是國家長期發展最基本的工作。日本明治時期岩倉具視到歐洲考察的報告指出,瑞士知道小國在大國之間要生存並不容易,必須藉文化教育提高每個國民的能力。這也是瑞士能長期維持中立和極高所得的原因。但我國的教育一直未能做好,改革也做得不太對(陳博志,2016a)。台灣的有錢人捐助教育的金額和熱誠也遠不如其他國家。因此不只政府該檢討,那些指責人才不好和不夠和五缺的企業人士也該反省。

 

維護既有而有競爭力之產業至少和新產業一樣重要

 

講了這麼多新產業和新技術的重要性和發展策略,並不是說既有產業都不重要甚至可以不要。新產業之所以重要是要來填補既有產業流失或萎縮所造成的生產和就業。但新產業的發展常有很多困難,既有產業若能不靠政府補助或壓低工資而繼續擁有國際競爭力,甚至繼續擴張,是很好而值得支持的事。如果一個企業說它是五缺甚至什麼都缺,也許是它自己有問題而不易幫它解決。但一個產業或企業若表現不錯而只缺一兩樣因素,那就可能更值得幫助。

 

既有企業中有一類產業維持著國內不易轉業的勞工之工作機會,當然值得解決幫助它們。另有一類既有企業在國際上已取得領先的技術或市佔率,因此在發展該產業的新技術和新產品上具有國際優勢,它們在創新和繼續成長上甚至比全新的產業更有機會,維持及協助它們再發展的政策當然至少和新產業的發展同樣重要。協助這些產業的發展的重點不是要提供它們更廉價的資源以降低其成本,而是要協助它們發展更尖端的技術甚至科學,要去除可能限制住它們的發展之不當法令和資源供給,同時防止它們被外國用低稅率、貿易障礙、人才挖角、以及盜用智慧財產等方式搶走。這類已證明有競爭力和發展意願之產業和企業所需的政府支援通常很具體,而不是什麼都要地漫天開價,因此政府可多聽它們的意見。

 

參考文獻

 

陳博志(2015),台灣最缺的其實是企業家精神,看,159期,2015年9月。

陳博志(2016a),教育必須當成經濟問題來改革,台經月刊,39卷3期,pp.10-14

陳博志(2016b),國家投資基金有什麼目的,台經月刊,39卷7期,pp.10-13

陳博志(2016c),兼顧市場機制的產業政策,台經月刊,39卷9期,pp.10-13

陳博志(2016d),張忠謀之言暴露了台灣政府甚麼問題?,看,174期,2016年12月

陳博志(2017a),扶植上駟的產業政策,台經月刊,40卷5期,pp.10-14

陳博志(2017b),引進國外人才要有積極的做法,台經月刊,40卷8期,pp.10-14

邱秀錦(1993),我國製造業能源密度之變動分析與國際比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Krugman,Paul(1994),”The Myth of Asian Miracle”,Foreign Affairs,73(6),PP.62-78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 40卷11期 (2017 / 11 / 01) , P10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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