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薪水一直被政府管制
台灣是個自由經濟，我們在不少地方甚至比先進國家自由，有時自由過頭到可以不守遊戲規則，而有層出不窮的仿冒、偽劣品、詐欺、以及逃漏稅等等問題。但很多人可能沒注意到台灣對某些價格有比共產國家還強的管制，特別是有個職業的薪資長期被政府控制，政府實際上幾乎是唯一的雇主，制定並很可能壓低了這個職業的薪資，這職業就是大學教員。這種專買和控制薪資的結果，傷害了我們的高等教育，而且長時間累積下來的問題使改革更為困難。政府最近推出要給部分教員較高薪資的玉山計劃大方向是正確的，但給獎的標準則仍有很多爭議，而過去類似的計劃也都不太成功。薪資改革若要有效，在由政府主導的局部加薪之外，應可先針對產業界的需求進行科系、學門、和薪資的自由化，同時要求產業界負責部分費用以引進市場機制，並逐漸推動其他的高等教育改革。
除了大學教員，其他軍公教人員的薪資也是由政府決定，但大學教員薪資被控制的問題可能較為嚴重。政府對大學教員薪水的控制是連私立大學的薪資也都要一致，這種控制使能力或性向上適合當大學教員或學者的人幾乎全面被控制而少有其他選擇。這情況就是經濟學中專買(monopsony)的問題。政府一開始也許沒想要藉專買力量來壓低薪資，但在實際上已有大量大學教員，而政府和學校又有經費困難時，不敢調高薪資也就是壓低薪水就可能成為實際政策上的選擇。台灣之大學教授的薪水不只比鄰國和其他先進國家低，若把教授須多受很多年教育且晚很多年開始工作這因素考慮進來，有些大學教授的薪水可能還不如中小學教員。但當大學教授還是有其社會地位，學術也是很多人興趣所在，因此還是有很多人選擇或者不得不加入這被專買的職業。
教授能力差異很大卻都同酬的不公平
這些去當大學教員的人之能力和努力其實有很大的差異，都只給一樣且可能偏低的薪資並不太公平，也會造成其他傷害。大學教員只有少數等級，薪資相差也不大，升到教授之後大家的待遇幾乎都是一樣，因此能力較高的人並不會像一般職業一樣因有較好的升遷而得到高很多的地位和薪資。一致而偏低的薪資就使一些有能力且合適的人不願加入此職業。有些已加入的人則不願再努力提升他的能力，甚至付出該有的心力。政府既壓低教授薪資，又透過管制大學教員和招生人數而相當程度間接管制了教授人數，依一般經濟理論，教授的供給量應該不足，但事實上人數卻沒有不足，那是因為教授並不難混，一些品質不符理想的人也就可加入供給。大學教授表面人數上的充足，其實是靠品質的嚴重不足來達成。而這也是我國大學教育有點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有些教授由其品質和努力來看，現在的薪水已經太高。
歷來對部分好教授加薪之成效似乎有限
這種問題很多人都知道，但一直都沒能解決。這一方面是因為大學教員人數眾多而良莠不齊，政府若不敢打破大家拿一樣薪資的假平等，不但全面加薪的成本極高，而其他教育人員乃至軍公教人員也會抗議。而另一方面較好的教授也被社會要求要「清高」，所以要安份地接受低薪，不要埋怨，連這次退休金刪減較其他人多，而且還有其他公務員都沒有的限制退休後到私立學校薪水不得超過基本工資之荒謬規定，教授們也接受。
政府曾用多種方法想降低這種不公平。從四十多年前就有講座教授，後來有國科會的傑出獎和優等獎，現在又提出玉山計畫，另外還有各式各樣的獎金和研究計畫補助，其目的都是要給「很好」的教授稍微好一點的待遇。這樣的政策當然可以減少一點點低薪資和待遇不公平的問題，但對於整體低薪及教授品質低落乃至大學教育失敗的問題幫助並不大。其原因之一是所加的報酬及能得到的人數都有限，同時評選加薪或給獎的方式也有爭議，而且那些可能使大學教育品質惡化之不太好的教授似乎不會因這樣的政策而減少。
我們最缺少的更可能是第二級的教授
雖然大學教授薪水偏低，但還是有不少人因為對學術的喜愛或對國家乃至家庭的感情而選擇在台灣當教授，像台大經濟系的張漢裕教授一生專於學術而不求名利，成為很多後輩的標竿。而能力或其專長之社會需求較高的教授也常可以有學校之外的發展機會，包括到政府、研究機構、或企業界工作，或者得到很高的名望和各種獎項。因此他們可以比較不在乎大學教授的低薪。這是以往較好的大學還可以有不少很好的教授的原因。
但是那些較不太能肯定自己之學術成就，或者不太可能有其他發展機會的人，就必須較在意薪水的高低，因此這類人才中願意當教授的比例就會因為低薪而大幅減少。所以低薪使第二級教授不足的問題可能比第一級教授更嚴重，很多學校只好以第三級的人，也就是能力和對教育及學術之興趣都較低，而在學校之外的可能報酬或機會成本也不高的人來當教授。過去到現在各種給部分教授額外獎勵的政策，都未能改善這種第二級教授不足的問題。
第二級教授不足使中等學生得不到適當可用之教育
第一級的大學不只有不少第一級的教授，學生包括自己學習在內的能力也較強，因此即使頂尖的教授仍然不夠，除了少數在大學時代就可能有頂尖學術成就的學生之外，一般學生只要願意，大致上仍可得到不錯的學習和成果。但第二級大學有較多學生比第一級大學更需要老師的教導和帶領，若它們連第二級的教授都欠缺而由能力和意願都不高的第三級教授來教，其結果就是沒有學到什麼，甚至學到錯誤的東西。第二級之教授的不足和未能教好第二級大學之學生，乃是我國大學教育最失敗的地方。孔子說「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教育最主要的就是要改變和提升上智和下愚中間的那大多數人。但我們教授薪資的政策放棄了那些最該得到適當教育的人。
全球化和低薪造成教員和學生外流的惡性循環
近年來我國教育也漸和其他產業一樣面臨全球的競爭，外國給教授的高薪不只可挖走很好的教授，可當第二級教授的人才也因國外大量薪水較高的需求而似外流更多。另一方面我們的學生也在外流。好教授變少可能使更多學生想外流，好學生變少也會使好教授失去教學相長的機會而想外流。這種趨勢若形成惡性循環可能進一步使我們的大學教育劣化。馬政府時期引進外國學生的做法因為不是以一流學生為目標，甚至些學校可能以賣文憑為策略，因此無法扭轉惡性循環。蔡政府最近提出之提高少部分教授薪資的玉山計畫，方向較為正確，但其強度、重點、以及實際做法都應再深入討論。簡單地說，玉山再怎麼加高，台灣還是常有很多地方會淹水。大學和教育的改革要有更多務實的做法。我們即使用高薪挖來少數很好的教授，恐仍不足以扭轉我們的高等教育。
全面提高薪資或薪資自由化並不容易
低薪雖然造成上述教育問題，但因經費上的困難，以及大量不見得適合給更高薪之教員的存在，全面加薪並非合適的政策。而幾十年來局部加薪的做法也不足以解決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有更積極的政策去對真正該加薪的教員加薪。由於目前的情況是政府管制的惡果，因此一種可能的對策乃是經濟學家所講的自由化和市場化。但這不只在政治上難做到，現實上長期的管制已使教育界缺乏能合理運作的能力和環境來全面自由化讓各校自行決定各個大學教員的薪資。
在由學校決定個別教員薪資的先進國家，有很多大學甚至科系具有長久的學術傳統，有基於理念管理學校的董事會和其他組織，所以他們有能力和標準去給個別教師不同的薪資。但我們仍沒有這種傳統和機制，我們有的是學閥、門派、能力不足而怕被淘汰的當權者、甚至政治立場。我們若全面自由化不只將面對有些學校同時調漲學費的爭議，很多學校內部也恐和校長院長的選舉一樣出現政治活鬥爭。
而在缺乏良好的傳統與機制之外，我們的學術市場也可能太小而使客觀標準不足。在像美國這樣大而有很多同等級之學校的地方，各校間的競爭較可能產生一些市場價格，以做為各校給薪時的參考。對個別教員給薪太低時他即可能跳槽。但我們的市場太小，很多學門也沒有足夠的人力和能力去論斷個別教員的學養能力，因此較難客觀定出某人合理的薪資。過去幾年有些拿不到長聘或續聘的教員也因市場太小而不易在其他學校找到職位，有時只好到外國去。這問題在薪資水準更高且教育更融入全球市場之後應可減輕，但目前還是很大的問題。我們應該有一套漸進推動自由化的政策，而和產業科技相關之學門應是可以先行試辦自由化的領域。
台灣做為一個所得和工資已相當高的國家，若要進一步經濟發展一定要發展更多追上世界甚至領先世界技術發展的產業(陳博志，2004)。教育機構在這裏一方面必須能培訓出新產業和新技術所需的大量人才(陳博志，2016)，另一方面要有能力支援產業發展新技術的尖端研究能力。這兩方面我們的能力不足的情況也相當明顯，所以值得儘速推動改革和自由化。
讓產業界提出所需人才和技術之方向並出資加薪
就培訓在新產業和新技術就業的人才而言，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頂尖的學者，而只是學有專精甚至有實務經驗的人。這類人才在國際上有其市場價格，我們只要付稍高於國際行情的薪水就不難留住或引進。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機制，讓產業界具體提出他們所需要的擁有某類訓練之人才的數量，以免培育的方向錯誤。我們也要讓學校可以用高於目前國內教授的薪資，以及不同的聘雇條件，靈活有彈性地聘任所需之教員。而因為這種培訓對企業和學生有直接利益，企業和學生應該負擔全部或一部分成本。政府就算有些補助，因為目標明確，也不太會有爭議。
就支援產業尖端研究而言，要發展世界最尖端的技術，我們可能需要一些世界頂尖的人才，這類人才很可能不是玉山計劃要付的薪資所能引進或留住。我們不只可能要付很高的薪資，同時也要提供很好的研究環境及設備(陳博志，2017)。而這絶非我們所能全面做到的。因此我們只能挑很少的領域進行這種政策。除了基於國家發展或安全的整體策略之外，某些既有產業的問題也可能是值得考慮支援其尖端研發的對象。例如我曾在綠色矽島國家發展藍圖(2001)中指出，像晶圓代工這種我們已領先全球的產業，政府和學術機關應支援其相關的尖端科技研究，以避免這重要產業因外國尖端技術的發展而失去競爭力。有些我國技術或許略不如人，但卻已有大量投資或就業的產業，我們也可考慮發展或引進更進步的技術來為它們開一條出路。只有透過精挑細選少數項目，並取得廠商之合作並負擔部分經費，這種尖端研究才是我們所能負擔，也才有較高的可能成功。我們不能好高騖遠，更不能散彈打鳥。
產業科技相關學門可以且應該先行改革
由此看來，在不易快速全面改革的情況下，我們似可由產業科技相關的學門先行自由化。有些人士可能認為產業科技能力不是教育的目標，因而反對把產業科技當做優先項目。但在目前人類的科技發展水準，很多人若不具備現代技術能力將無法自己謀生或為社會生產，因此對現代人而言，技術能力的教育之重要性並不在其他教育目標之下(陳博志，2016)。而因為這部門和商業利益關係較大，因此它們被國外或教育圈外吸走人才的壓力較強，但另一方面它們也較可能由產業界出錢來加薪和改善教育環境的工作，所以它們也是較可能由自由化和市場力量來改善，而不須全靠政府出資的部門。所以它們應可做優先自由化和改革。
至於其他教育目的，大部分應在大學教育之前就該做好，不是到大學才來教育。這當然也是我們亟需改進的地方。而大學的其他學門除應依國家策略選擇優先強化的重點之外，我們更應鼓勵民間捐款來強化。國外很多好的大學和學術研究是由民間支持，但我國這種風氣非常缺乏。我們應設法鼓吹和鼓勵人民支持他們認為對國家社會和人類重要的教育和研究，不要只等政府花錢和決定要扶植什麼領域。
參考文獻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綠色矽島建設藍圖，2001年。
陳博志(2004)，台灣經濟戰略，台北，時報出版。
陳博志(2016)，教育必須當成經濟問題來改革，台經月刊，39卷3期，pp.10-14
陳博志(2017)，引進國外人才要有積極做法，台經月刊，40卷8期，pp.10-14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 40卷10期 (2017 / 10 / 01) ， P10 -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