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2 整體願景與國土發展｜臺灣邁向中型強國之策略打造成為科技文化觀光島】

台灣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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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仁、楊先驊、劉曜華

圖片來源：AdobeStock

前一章提到，本書提出「發展中型強國－東方瑞士，打造台灣成為可信賴的國際夥伴」願景。全球格局正在劇烈重組，地緣政治、供應鏈重構與文化價值戰爭成為國際新常態。臺灣處於這場劇變的交會點上，不應只是被動因應的角色，而應主動設定自身定位：成為全球不可或缺、具戰略價值的中型強國。本書後續章節將深入探討如何將這一總體願景轉化為具體可行的發展策略，包括將國內生產毛額（GDP）提升至全球前20大經濟體、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以及提升國民生活品質與社會福利水準等目標。在追求成為東方瑞士的過程中，應聚焦打造台灣成為「科技島」和「文化觀光島」，策略方向涵蓋國土規劃、科技創新、基礎建設、文化觀光、服務與文創產業，以及多元正義等多元面向，藉由周詳規劃整合框架並協調各界共識，以有效整合軟硬實力，打造台灣成為科技及文化觀光島，發揮區域政治與經濟影響力。

成為全球可信賴的中型強國，不是軍事擴張或市場規模的競賽，而是打造一種可輸出價值、可承接國際期待、可建立文化感召力的治理典範。臺灣擁有堅實的半導體技術、快速轉型的金融服務、文化創意與民主治理經驗，唯有整合為可視化、可體驗的「國家品牌系統」，方能在全球中脫穎而出。本書第一章提出「科技文化觀光島」作為國家戰略實踐平台，後續章節將進一步從空間治理、產業政策、人才流動、金融支撐、健康福祉等面向，鋪陳臺灣邁向中型強國的可行路徑。若沒有以國土規劃為基礎，科技文化觀光島將無法有效整合中央及地方資源協同作戰，本章即提出這套戰略的空間結構與政策設計──本章將從整體願景到空間佈局，提出前瞻的國土策略視角，為本書後續關於科技、文化、觀光、金融、人才等面向的發展提供支撐架構。不僅是後續章節論述的基礎，更是臺灣整體戰略落實的空間實踐核心。

成為全球不可或缺、具有關鍵地位的科技文化觀光島

根據澳洲洛伊研究所「亞洲實力指數」（Asia Power Index），臺灣已在綜合實力上跨入中型強國的評價範疇。但倘若僅以出口導向、單一產業優勢作為主體，中型強國的地位難以鞏固。「科技文化觀光島」不只是戰略選項，更是台灣邁向中型強國的唯一可行路徑。這不只是因為科技創新能帶動經濟成長，更因為文化輸出與觀光連結是建立國家形象、擴張國際認同的軟實力引擎。科技讓世界依賴台灣，文化讓世界理解台灣──兩者缺一不可。

「雞蛋不是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是與此同時我們要確認這個籃子夠穩、夠能裝」臺灣的戰略部署亦然——在聚焦重點產業的同時，也需構築足以承載國家願景的空間治理架構。因此，臺灣必須建立一個兼具科技領先、文化輸出與觀光連結的全方位戰略島嶼。台灣無法與中國、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國在規模上競爭，也難以如歐盟般依靠集體市場，但我們擁有民主制度、技術實力與文化多樣性，具備在亞洲地緣政治中「扮演關鍵角色、輸出治理模式」的獨特條件。因此，科技與文化觀光不只是產業，而是台灣對世界提出「價值治理與制度信任」的國家品牌內容。正因如此，「科技島與文化觀光島」的核心概念才得以成立：「科技，是我們維持經濟安全與國際話語權的硬基礎；文化與觀光，則是我們累積認同與外交能量的韌實力。」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築台灣成為可信賴國際夥伴的國家戰略。

科技島強調在地創新與全球鏈結；文化觀光島則聚焦軟實力輸出與民主體驗空間的建構。在全球政經秩序快速轉變的當下，臺灣無法也不應僅以邊陲角色自居。作為一個擁有強大科技實力、文化創造力與民主韌性的島嶼國家，我們有潛力、有條件成為全球不可或缺、具有關鍵地位的中型強國。但這條路不能只是經濟成長，更要有清晰的價值選擇與空間治理策略。我們主張：「科技文化觀光島」不是僅是口號，而是站在過往「綠色矽島」的努力之下，提出一個統合科技創新、文化實力與觀光輸出的國家戰略路線圖。若臺灣要真正被世界信賴，就必須從土地規劃出發，建立一套支持未來產業、人才流動與生活品質的國土規劃藍圖。

引領科技創新、完善基建配套的科技島

「為了經濟安全與維持產業話語權，部分的科技產業領先是必要的。」科技產業不是全面擴張，而是戰略布局。台灣若要真正具備中等強國的條件，關鍵不在於市場規模，而在於能否成為全球產業鏈中不可取代的一環─，因此我們必須在特定領域維持技術優勢，在制度治理上建構創新能量。科技創新是推動經濟成長、達成OECD成員國水準的關鍵，在全球市場戰略方面，臺灣產業應放眼全球，結合硬體和軟體優勢，掌握數位經濟中的跨世代市場需求。隨著消費者社會責任意識提升，循環經濟成為重要趨勢，科技應用應關注知識工作者的增加和商業服務業的深耕，致力於改善所得分配，鞏固國際關係。台灣應借鏡先進國家在綠色科技、生命科學、金融科技和智慧城市等前瞻領域投入龐大研發資源的作法，並透過政策支持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推動在地科技創新，透過國際合作，加速技術轉移及知識共享、成為亞洲乃至全球的創新中心。包括推動創新創業、吸引全球人才及資本，以及建立支持新興科技發展的生態系統，我們不僅關注高科技產業園區，將其打造為廣納創業及研發機構，同時為知識流動、技術轉移和跨領域合作的樞紐，加速科技進步與產業升級。

除了科技軟實力方面，硬體建設也要響應完善基礎建設的目標。科技島的發展不只是園區的堆疊，而是區域創新系統的空間重構工程。這需要以國土規劃為載體，讓交通基盤、通訊網路、人才集聚得以有效整合。臺灣正邁向基礎建設的「智慧革命」和「永續發展」階段，響應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未來十年的重點包括發展智慧化基礎建設，如數位化交通系統、智慧港口和機場、5G／6G網路等；推動綠色環保交通；整合軟硬體實現無縫連接；以及平衡科技便利性與資料安全。同時，臺灣將致力於優化物流配送，利用先進技術如低軌衛星和大數據分析。我們提出的目標是在2030-2040年實現智慧運輸和數位生活的成熟，展現「都市網絡」魅力。這一轉型需要具遠見的國土規劃和積極的政策支持，旨在促進與全球經濟的接軌，並最終提升國家競爭力和全球影響力。通過這些努力，臺灣將打造一個更智慧、更環保、更便利的未來生活環境。

我們可以學習新加坡及荷蘭在交通網路整備的先進作法，預估長期經濟成長衍生需求提供所需的基礎建設量能。發展智慧交通管理系統及綠色運輸解決方案，提升交通效率、減少碳排放。同時，建立可靠且現代化的交通網絡，提升臺灣的國際連結性並促進國內整合發展。特別是在交通運輸方面，我們將推動西部高鐵、東部快鐵的建設，串聯起臺灣科技走廊的北中南三大核心。透過提升經濟效率、均衡區域發展，助力實現東方瑞士的願景；透過多核心發展戰略落實多元共榮、適性等值投資，實現兼顧土地正義與社會公義的國土空間發展戰略。唯有此，才能使台灣不只是生產基地，而是研發樞紐；不只是代工中心，而是價值引擎。

引領文創產業，兼顧多元正義的文化觀光島

文化和觀光亦是臺灣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先進國家的文化政策重視創造力、多樣性與包容性，推廣豐富的文化資產和藝術吸引文化旅遊。不僅提升國際形象，亦能增進國民對文化的認同感、提高國民素養及幸福感。延續前言強調的文化發展和國際能見度，台灣可充分運用豐富的文化資源和自然景觀，打造獨特的文化旅遊體驗，學習先進國家以文化資產與觀光相結合的策略，將自然景觀與文化特色融入旅遊產業。推動深耕在地文化的策略，保護自然景觀和文化遺產。藉由文化的傳承、復興與融合，吸引全球目光、促進國際合作對話與經驗交流。

服務與文創產業發達的國家普遍引領相關產業朝數位轉型，提升整體產業附加價值。借鏡已開發國家經驗，推動產業的數位化轉型，提升服務品質和客戶體驗。同時，深化臺灣的文化特色，將其作為推動深耕在地文化的策略，及提升國際吸引力的驅動力。透過政策支持和國際合作，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服務和文創企業，為實現GDP成長目標做出貢獻。結合科技優勢進一步推動文創產業的數位化及創新服務。打造臺灣成為亞洲的文化交流中心，建立國家單一品牌的識別度，基於深耕在地文化並拓展全球視野，為臺灣的長期發展注入新活力，因為文化觀光不僅是內需，更是台灣進入亞太文化外交的敲門磚。

扣合前言提出之建立高度包容的社會體系目標，我們可以學習先進國家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致力實現更為公平的所得分配，強化社會公平與包容性。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實現社會福利水準提升目標的關鍵，亦為永續發展的基礎，我們需學習先進國家的做法，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推動教育公平、實現性別平等。透過減少收入不平等，提高社會包容性，保障經濟成長的成果能夠惠及所有國民，真正實現東方瑞士的生活品質。先進國家的社會穩定依賴多元公平的社會系統，透過教育及立法達到反歧視、性別平等、技能學習機會平等及尊重多元價值觀。臺灣可學習這些國家的法律和政策，以多元與正義為社會核心價值，促進跨族群和諧共處。更為重要的是，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政府透過稅收、移轉支付與重新分配制度，減少收入不平等及貧困問題。

分析臺灣觀光產業的現況和挑戰，包括來臺旅客減少、景區同質性高、交通不便、性價比低及缺乏創新體驗等問題。針對這些挑戰，提出了四大發展策略：塑造新形象、創新體驗、改善基礎建設、優化法規與資料應用。策略錨定在全面提升臺灣旅遊品質與競爭力，為觀光產業開創新局面，使臺灣成為更具吸引力的國際旅遊目的地。目前交通部觀光署施政重點在於 inbound（境外來台旅客），但面對區域發展與地方振興的壓力，未來宜透過各縣市國土計畫所整理的觀光資源，盤點並統整產業資料，建構中央與地方協作的整合平台。整合現有國家風景區與地方遊憩系統，串聯交通運輸與通訊設施，透過基礎建設的硬實力與文化觀光的軟實力，打造兼具可及性與文化深度的文化觀光島。進一步實踐綠色軌道觀光、軌道智慧旅行與文化認同提升，並結合共享運輸與智慧接駁系統，促進觀光動線的無縫銜接。由此推動跨部會、跨縣市的整合治理，樹立永續文化觀光的國土戰略典範。

此外，文化觀光發展若要成為戰略支柱，必須跳脫地方分頭競逐、中央管線分離的治理侷限。唯有透過國土規劃重新整合空間與治理能力，才能實現真正跨縣市、跨部會的空間共構，建立一套具有治理導向、價值引導與全球視野的文化國家系統。這不僅是觀光產業的革新，更是台灣提出文化民主、制度信任與區域整合治理模式的具體行動。唯有如此，臺灣才能在亞洲發揮文化感召力，成為民主價值與文化能量的關鍵島嶼。

實踐科技文化觀光島：國土規劃的核心角色與關鍵性

先進國家的城市設計普遍強調創新韌性，重視國土的合理利用及永續性。其中，國土的合理利用是重點！臺灣國土面積有限，地理環境多樣，但也帶來了空間利用的挑戰。如何透過科技創新、文化觀光與基礎建設合理分配資源，將是未來台灣成為中等強國的重要前提。國土計畫是台灣過去經歷空間失序的經驗，一路碰撞而來的結晶。台灣的整體空間架構雛型，大致在1974年區域計畫法通過後、1976年陸續進行編定，各縣市幾乎都只用了1年就完成編定，用倉促、簡單、粗暴，卻也與現實發展脫節的管理方式陪伴台灣走過近半世紀。

台灣自1970年代後選擇奠基於金屬機械與民生化工產業、對外連結美國與日本的技術與市場，透過市場邏輯與產業獎勵機制推動成長。然而，這些政策長期以來忽略了空間治理的結構性角色——土地被視為「可用即可用」，卻未被納入戰略規劃，也未考量其壟斷性、不可複製性與可交易的資本特性。這導致一個根本性的結構落差：我們想要產業發展，但沒有配套的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成功、聚落形成，卻沒有空間規劃核發發展權作為支撐。簡而言之，政府必須在空間系統尚未建構完成前，預先部署其承載條件，因為土地的發展全來自國家，而「發展權配置的本質，即是國家產業策略的一部分」。

因此唯有將國土規劃內建為實踐平台，科技文化觀光島的願景，才能真正轉化為可操作的空間治理戰略。透過產業的戰略佈局，配合適當的空間規劃、合理的空間政策，不僅可以維持部分的科技產業領先、維持產業話語權，更可兼顧其餘產業適性均衡發展。例如科技產業若要在區域中發展、觀光產業若要永續推展，前提就是我們的空間治理不能再是單一部門主管思維，而必須通盤協調、跨域協調，才有可能合理地整合其他產業，例如將永續發展和生態文化旅遊應與文化觀光相結合，透過綠色旅遊、永續農業和原住民文化推廣，達到生態保護與觀光發展的平衡。透過國土計畫的系統性引導，台灣才能以更宏觀的視角重構空間佈局，全面審視科技與文化輸出的整體效益，成為經濟與文化的雙重支柱。

台灣的經濟奇蹟與失落的世代

回首過往，台灣自20世紀中葉以來，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都經歷了顯著的發展和變遷。二次大戰後台灣被迫納入中華民國版圖，成為被接收區、成為國共內戰的另類戰場。不僅收容來自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軍民數百萬人，更承受戰後百廢待舉、物資缺乏的社會現狀。直到1964年都市計畫法第一次修法，台灣社會才勉強進入穩健的發展期。然而在1970年代面對產業經濟快速轉型的過程，政府並未充分考量產業的發展需求，導致規劃單位在面臨資源不足的現狀下無法充分應對，在規劃體系逐漸步入正軌時，卻錯過了最佳指導期。

1963年台灣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1966年台灣創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1970年代至1980年代，台灣以製造業為主導迅速發展。由於產業轉型發展迅速、環保主義尚未抬頭，因此對於空間的決策思維偏向釋出農地，以滿足國家經濟發展與用地需求^[1]。於是鄉村人口逐漸外流、台灣快速都市化、土地供給未能跟上代工廠的設廠速度；在規劃體系尚未完備的狀態下，台灣省政府於1972年登高一呼的「客廳即工廠」，正式拉響了農地工廠設立的號角。隨後鄉村人口快速流失、小農經濟瀕臨破產；產業急速轉型、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行發放建照，開始失序發展，並於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通過農地自由買賣後，將農地推入土地市場。

台灣經濟發展下的沉重包袱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提升，1960年代政府以「農業培養工業」、「工業取代農業」等口號，希望將發展重心從農業發展逐漸移轉至工商業發展。雖然當時已有工廠佔用農地等問題發生，然為求工商業發展蓬勃，違章工廠占用農地問題顯然並不那麼受到譴責^[2]。1974年《區域計畫法》上路、1976年陸續進行編定。然而，這些區域計畫主要是「依現況編定」，也就是所謂的「就地合法」，而不是「為未來做準備」的規劃邏輯，因此完全沒有成長管理的觀念，導致規劃無法跟上產業發展的步伐、產業自行找尋空間進行發展，產生產業發展與空間規劃的脫節現象。

1980年代，台灣社會出口導向成功、經濟高度成長後，碰上了反杜邦、反石化的環保浪潮，迫使政府逐漸開始重視環保議題，乃至於1980年開始修訂獎勵投資條例時，決定停發工業用地證明書，興辦工業才開始無法自由選擇農地就地設廠。在工業用地儲備不足的先天不良，與後續的薪資成長及土地炒作的後天失調下，始得產業界自由進出土地成為了遙不可及的夢想。於是出於無奈也好、投機也罷，台灣的國土空間發展與產業需求逐漸出現了明顯的碰撞與衝突，導致國土生產力不符台灣應該要有的原廠設定，乃至今日需透過許多政策手段進行補救。因此，透過國土計畫實踐科技文化觀光島，不僅是空間治理的再分配工程，更是重新盤點整體國家戰略，落實多元共榮、適性發展與等值投資的國土治理新典範。

從國際策略，借鑒台灣發展

「過去固然沉重、發展固然拼命，但這就是台灣的宿命。」國土規劃正是面對國際經濟競爭情勢改變，引領台灣邁向中型強國，發展科技創新、基礎建設、文化觀光，及多元正義等面向的整合介面。從國際策略展望台灣未來──觀察聯合國幸福度排名前列的國家，在科技創新、文化觀光和前瞻基礎建設方面均領先國際水準。這些國家之所以被視為發展典範，關鍵在於重視科技與文化的共融發展，並完善運輸及通訊建設，帶動國家整體發展並鞏固國力。具備以下幾個共通特點：

1. 科技創新：透過加大投資於綠色科技、生命科學、金融科技和智慧城市等前瞻領域，在全球科技領域中占據領先地位。

2. 文化觀光：強調文化多元性與包容性，推廣多樣的歷史文化資產和藝術，以吸引文化旅遊，提升國際形象和國民認同感。

3. 基礎建設：重視交通運輸及通訊建設的智慧化轉型，提升交通效率，減少碳排放，並優化民眾的移動體驗。

這與我們在前言中提出的經濟實力提升、教育和科技的全面發展，以及社會福利和生活品質提高的目標不謀而合，藉此促進科技效益的落地擴散、促成文創產業更為蓬勃發展，並完備便捷的基礎建設系統。維繫均衡發展、多元活力且公平正義的社會。

實現兼顧土地正義，與社會公義的國土計畫

「土地需要正義，也須兼顧社會公義」。當單一產業長期過度集中於特定城市，雖可產生群聚效應，卻也容易導致區域資源配置不均，衍生出交通壅塞、生活負擔加重、公共服務負荷過重等問題。為實現科技島與文化觀光島的願景，台灣必須正視這種空間結構性失衡所帶來的社會代價。同時，無節制地核發發展權亦會造成農地遭侵蝕等問題。台中、彰化、高雄等地即為典型案例，長期承擔工業與交通設施配置壓力，卻缺乏對農業、聚落與生態資源的合理規劃與保護。陸海空基礎建設不應再單向集中，而應回到「各區域合理產業發展」的戰略思維，兼顧農地保護與永續使用，方能扭轉七、八十年來「以農養工」遺留的空間不義。因此，本書提出「首都減壓」、「多核心發展」、四大核心與六大區域的願景架構，正是在回應土地正義、世代正義與社會公益等三項核心指標。透過這樣的規劃脈絡與「科技文化觀光島」的戰略目標相結合，才可能達成有序、永續的空間治理與國土整體發展。

面對全球治理轉型、地緣風險升高與地方發展失衡的多重挑戰，空間的可治理性、產業的可承載性與居住的可及性，已成為衡量一國治理韌性與社會穩定的關鍵指標。唯有透過系統性的國土規劃與空間治理，台灣才能讓「科技文化觀光島」不只是戰略願景，更成為由下而上的治理藍圖。換言之，「科技文化觀光島」的重要性，來自它作為「國家戰略的空間實踐場域」的定位——因此，唯有透過國土計畫的上位指導與結構整合，才能讓空間治理成為重構整體社會系統的起點。科技若無基礎設施支撐便無法集聚，文化觀光若無場域體系則難以深化認同；更遑論住宅、通勤、教育等社會福祉議題，早已無法單靠個別部會加以解決。正因如此，我們主張，國土計畫必須同時具備「有核心價值、有操作手段」兩大要素，以「科技文化觀光島」作為上位指導原則，讓空間真正成為國家價值的承載容器。

而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最能直接感受到土地與社會公義落差的具體面向，正是居住正義問題。台灣目前面臨都市過度集中、房價高漲、通勤負擔加重等現象，加上租屋市場長期缺乏法治規範，導致青年與弱勢群體難以在地安居，區域發展失衡進一步加劇城鄉斷裂與代際不公。儘管目前政府採取了多管齊下的策略，包括：「推動大規模社會住宅計畫、擴大租金補貼、實施包租代管，及加強房市管理等。」但台灣目前面臨的主要居住正義問題，包括了都市人口過度集中，連帶房價飆漲及不斷拉長的通勤距離，和慣性思維下在選擇可負擔房屋之間仍然執著購屋的迷思。因此推動區域均衡發展、增加社會住宅比例、修訂法規打擊炒房，及制定具體的住宅供給和可負擔性目標，正是改善現況、實現住宅正義，讓更多人享有安全、有尊嚴的居住環境的世代課題。為此，需要凝聚中央及地方的社會共識，通過全面政策規劃與堅定執行，促進社會長期穩定發展。在此基礎上，本書下一節將進一步說明如何透過「首都減壓」與「多核心發展」等空間策略，與各位讀者探討，台灣如何聚焦現有的問題，進行務實的政策討論；透過實際案例，深刻的體會台灣必須大步邁足，務實地邁向人人有感的「文化觀光島」與「全球的科技島」。

次世代的國土空間新布局──首都減壓與多核心發展

國土計畫作為新世代的空間規劃最高指導，包含了產業發展、交通、生態保育等考量，卻缺乏了政治考量。以人口分布為例──全國國土計畫並未進行人口指派，於是各縣市各自揮灑、各自發揮，在這之中又延伸了許多有趣的現象：「首都到底需不需要減壓」？首都的範圍有多大？博愛特區？臺北市？雙北市？北北基？還是北北基桃？甚至跨足新竹的高科技產創核心？這些問題不僅是空間規劃命題、行政治理命題、環境生態命題，更是政治命題。執政固然有包袱，但若要長期執政就必須放下不必要的包袱，才有可能突破與創新。在新時代下，社會環境的變動速度很快；但行政部門具有慣性，需要時間滾動式調整。台灣智庫過往累積了許多能量討論政策，透過論壇、講座、對話行動一次次的凝聚社會共識，接下來將透過首都減壓、三核心發展、多核心並進等面向，帶領讀者進行討論。並利用空間妥善規劃，透過國土計畫的「再精進作為」達到均衡台灣、等值投資、資源整合等三大目標。

首都減壓：均衡台灣才能永續發展

1. 不是地狹人稠，而是首都太過壅擠！

記得從小經常聽到一句話：「台灣地狹人稠，三萬六千平方公里擠了兩千三百萬人。」確實，台灣的國土規模有限──提升國土生產力是台灣實現中型強國願景的核心。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智庫提出北中南核心概念，強調區域發展均衡的重要性。我們必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國土生產力，在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的前提下，最大化有限資源的利用、提升國土的綜合生產效益。

台灣的國土雖小，但透過合理的空間規劃和創新的土地利用策略，可以有效提升國土的生產力。德國和日本的成功經驗表明，即使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也能通過高效利用空間資源來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強大。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國土空間配置，將其視為提升生產力的重要工具。然而在這之前「首都減壓」是必經之路，接下來將帶領讀者理解，台灣並不是地狹人稠，而是首都太過壅擠！而車水馬龍的臺北限制了我們的空間想像。

2. 全臺四成人口在北北基桃，你怎麼看？

端看現今台灣的權力中樞「博愛特區^[3]」所在的台北城，建城歷史約140年，卻更換過滿清、日本和中華民國三個政權。現今的博愛特區是1900年代由日本政府將首都台北城的重心南移後，建構出以日本總督官邸與總督府為核心、包圍著政府機構及官僚宿舍的權力空間。因此可以說「這樣的規劃從來都不是一個首都規格」，別忘了戰後首個入主台北城辦公的最高單位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而其使用的空間正是1940年完竣的台北市役所，於是乎荒唐的一切開始了──省政府使用市政府規格，中央政府遷台後中央政府使用省長等級的總督府，而省政府為防範中共解放軍渡海轟炸癱瘓行政中樞，只得於1956年搬遷南投的至中興新村。今日對於首都的種種擔憂，半個世紀前我們就想到了，今天又怎會對它沒想法呢？

時至今日的台北市擁有250萬人口，擠在了佔地270平方公里的都市計畫區。也就是台北人用了1,050個大安森林公園的面積，在每個大安森林公園都塞了2,400人！近年來台北市流失的人口是不再宜居還是自然減壓？是房價高昂抑或是都市老化的因素導致？我們又怎麼能接受首都持續是個遭受地震、海嘯、火山、颱風、人口飽和、都市老化，甚至是周圍有核電廠威脅的地方呢？

所以，首都究竟代表著甚麼？經濟？國防？政治？還是交通？在前言我們曾提到：「當單一產業過度集中於某一城市雖能形成群聚效應，但對於長期的空間永續發展就會面臨分配不均的情形。」於今日，臺北便是如此。從1970年代快速發展新莊、五股、泰山、三重、林口等衛星城市以來，臺北快速地郊區化──1990年代的六年國建^[4]更在淡海新市鎮規劃了30萬人的淡海新市鎮。時至今日臺北市塞了250萬人^[5]、新北更塞了400萬^[6]，加上基隆的36萬^[7]，整個北北基就有686萬人，占據了全台灣3成人口；若是加上桃園的232萬^[8]，就是918萬人，占據了全台灣近4成人口！這是城市快速郊區化的結果，也是城鄉失衡的起點。

3. 從生活，證明首都需要「被減壓」

人為何而來？從塭仔圳重劃區，或許便可一窺大臺北的產業縮影。當時7,000多間工廠一夕間全部消失，取代而來的是工區圍牆「50年不變現在正改變」、「塭仔圳在這改變就從這」的政令宣傳式樣。但在圍籬的背後，是近2萬、甚至更多的勞工瞬間失業。他們跟隨輕工業的腳步從故鄉來到新北，卻也在時代的洪流下不知所從。塭仔圳等一眾新北市的農地工廠，與周圍樹林、柑園、土城等工業區，對於這些衛星市鎮的工作機會與人口移入功不可沒。它們跟隨台北的郊區化擴張，在新北譜出了屬於自己的故事，最終卻被迫南遷至桃園等土地價格相對低廉的區域。難道這千千萬萬依賴輕工業生存的家庭，會因為新北的城市擴張而從輕工業轉從服務業嗎？還是繼續築起中小企業不得其門而入的地價高牆。

根據實價網揭露資訊，1月，新北產業園區內的五工一路上成交1筆30年的老廠房，總價達3億7689萬元，坪數約340.19坪，拆算每建坪實價高達110.79萬元。

（工業地產也飆高新北產業專區出現單坪破百萬廠房，自由時報2021.5.11記者徐義平／臺北報導）

看完不斷郊區化下的悲情故事，緊接著想帶領讀者想把視角拉到淡海新市鎮。還記得海風徐徐的沙崙海灘嗎？那個距離台北距離30公里、車程1小時半起跳的沙崙海灘。或許是約會途中浪漫的一小時半，卻也是居住在新市鎮裡許多人的通勤日常！再把視角拉到桃園青埔，雖有高鐵站作為通勤交點，但前往台北的每日通勤費用就要超過300元，誰吃得消？所以，首都究竟代表著甚麼？國防？政治？經濟？還是交通？無意義的城際通勤、逐漸空轉化的台北、不斷郊區化的新北；被地震、海嘯、火山、颱風威脅的大台北，真的是大家心中的首善之都嗎？過於偏重北台灣的首都，是扼殺了其他城市的發展，還是期許台北盆地要繼續照著現在的架構，隨著台北城走向下一個百年？以台北為首的都市擴張攻向林口、桃園台地後，誰才是區域主體？我們真的要信仰大者恆大，然後讓都市不斷擴張、一圈又一圈的環繞台北嗎？還是要透過多核心的方式，建構全台空間結構網絡？

多核心不是分散資源，而是彼此尊重、多元共榮、等值投資，同時，面對高度集中的首都體系所隱含的地緣風險與戰略脆弱性，台灣在國土規劃上應從強調「行政首都」的單一中心，轉向分布式、網絡化的數位治理架構。尤其在當前數位科技已具備遠距協同、分散決策與雲端部署等特性下，中央決策體系不再必須依附於特定實體空間，而應在平時強化備援節點與機制，戰時則透過分層式、備援式的網絡平台持續運作，形成「不斷鏈」的治理系統。這樣的治理設計，不僅是提升整體社會韌性的必要手段，更是回應現代國土安全挑戰的結構性策略。因此「首都減壓、國會先行」將立院及其餘可以支援地方發展的部會進行遷建，將會是台灣國土空間戰略布局關鍵的一大步。並且基於全社會韌性，避免受中共斬首行動之風險，在數位時代就能透過網路形成指揮系統的現今，更不該只押注台北！

4. 首都減壓、國會先行

台北作為立法院所在地，是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立法院現址原為日治時期的「台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在1949年國府遷台後，因資源有限與現實需求而被改為立法院的臨時場所。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北二女」這一「一時之選」的局限性日益顯現，不僅是建築的語彙表徵、亦或是空間的實用機能皆不適用於象徵民主最高殿堂的立法院。立法院分散於多處、空間不足且設施老舊，難以滿足現代國會運作的需求，也無法彰顯民主國家的莊嚴形象。因此，規劃新的國會山莊成為當務之急──藉由打造副首都，追求區域均衡發展與資源分配正義。

在所有中央機構中，立法院是首都減壓最適合的起點。一方面，立法院的遷建阻力相對較小；另一方面，作為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的遷建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現今的立法院所在地，乃借用日治時期的學校建築，空間不足、分散於各處，難以有效運作，亦無法展現民主憲政應有的莊嚴性。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會山莊，不僅能統合辦公資源，還能體現民主國家的核心價值。遷都很多人都提過，然而所費不貲，但「首都減壓」確實是最務實、也最能兼顧國土均衡的方案。「首都減壓從國會先行、國會先行」，將是開啟台灣百年均衡發展的關鍵轉折點，也是為後代鋪設穩健發展的堅實基礎，更是面對過去重北輕南、北高雙核心，走向多核心模式「等值投資」的最佳典範。

科技文化觀光島的空間基礎：四大核心與六大治理區域

1. 過去：從北高雙核心，到北中南三核心

台灣的區域發展思維，自戰後以來長期以北部的台北與南部的高雄為雙核心，進行國家建設與產業配置。然而，早自1990年代即已浮現「多核心發展」的概念端倪。蔣經國政府於1991年推動《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首次嘗試整合2大核心、6個都會生活圈與12個一般生活圈的規劃藍圖，並敲定包括高鐵建設等關鍵交通基礎設施。雖然該計畫於1993年中止，但其區域結構構想已為後續政策鋪路。

直到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提出「第三座國際機場、第三處科學園區、第三個直轄市」的「三個第三」政見，才真正帶動北中南三核心概念進入政策主流，並讓中台灣成為戰略重心。實際上，台中作為中部核心城市，真正擺脫「台北腹地」的定位，須待2007年高鐵正式通車之後。身為曾經的首府、鐵路縱貫線的原點與西部走廊的地理中樞，台中已逐步形塑出精密機械群聚、半導體製造、離岸風電基地等空間機能。無論國道延伸、交流道工程或其他重大建設布局，背後都反映出一項關鍵轉向：區域建設應由「平均分配」走向「等值投資」，將產業與生活圈緊密結合，才能避免都市無意義擴張與邊陲空洞化，並讓重大建設得以合理落實、城鄉關係趨向和諧、科技與文化觀光順利推動。

2. 現在：桃竹苗大矽谷+1，看台灣區域四大核心

產業發展的戰略是城市規劃的核心。回顧台灣都市發展歷程，往往由產業興起帶動就業機會，再進一步形塑住宅、商業、教育與生活機能的整體空間結構。例如1970年代以來，台北縣新莊、三重、五股等衛星市鎮的快速崛起，關鍵並不在於首都輻射效應，而在於台北市區外移的輕工業所帶動的就業機會，與新興發展區可負擔的土地條件互為拉力，促成產業與居住的空間耦合。同樣的空間邏輯正在今日的南部重演。以高雄橋頭科學園區為例，國家住都中心同步於周邊規劃社會住宅，以滿足高科技產業進駐所引發的新人口需求，從「就業高雄（工作）」到「移居高雄（社宅）」，進一步促成「定居高雄（購屋/租屋）」的生活模式。由此可見，城市規劃若脫離產業機能與勞動地理的配置思考，將無法有效因應人口流動與居住需求。

這樣的邏輯同樣適用於北台灣的桃竹苗科技廊帶——被定位為「大矽谷」的區域戰略核心。近年來，中央與地方政府聯手推動「深科技產業生態圈」，從技術驅動、人才培育、園區優化到在地深耕等四大策略，致力於將桃竹苗打造為具全球影響力的高科技聚落。其中，以新竹—竹北生活圈為代表的案例最具指標意義。新竹科學園區歷經四十餘年發展，所形成的產業鏈條與住宅機能早已高度整合，竹北從原本的新興衛星城，轉型為高科技人才的育成基地與定居首選。這座生活圈早已不再是台北的外環或桃園的延伸，而是獨立成熟的科技社會體，代表著一種全新的跨縣市治理型態。因此，「北核心」的治理視野，應明確納入桃竹苗地區，不再將其視為首都圈的邊陲附庸。同時，也應重新界定首都圈的空間邊界，止於桃園，避免治理資源重疊與策略模糊。讓新竹—竹北自成科技島戰略節點，正是落實四大核心治理邏輯、重塑國土空間結構的關鍵一步。

產業發展的戰略是城市規劃的核心。從台灣的都市發展進程來看，一直都是產業發展帶來就業機會，進而衍生出住宅、零售、教育和生活空間。就如同當初1970年代後台北縣區的輕工業帶領新莊、三重、五股等衛星市鎮的發展──這些市鎮的發展關鍵不在台北市區，而是因為台北外移出的輕工業帶來的就業機會，碰上了價格較為低廉的新興發展權土地供給，讓產業與居住需求緊密結合。同理，近年高雄橋頭科學園區的建設，加上周邊產業園區的規劃，預計會吸引大量高科技人才，帶動居住需求。為此，國家住都中心在橋頭區興建社會住宅，以滿足這些新增人口的居住需求，正是從就業高雄（工作）、移居高雄（社會住宅）、定居高雄（租屋OR購屋）的發展邏輯，因此我們更應該要透過多核心的模式有序推動。

3. 未來：從城市發展到區域合作──四大核心、六大區域

面對全球產業鏈重組與國內區域失衡的雙重壓力，台灣的空間治理模式必須從「城市競爭」轉向「區域合作」，以因應跨縣市人口流動、產業擴散與公共資源調度的新局面。未來國土規劃不應僅止於縣市界線的管理，而應推進至跨區域的治理單位。為此，必須在行政院國發會2024年啟動的「六大區域產業與生活圈」基礎上定錨，提出「四大核心、六大治理區域」的雙層架構，作為實踐科技文化觀光島的空間基礎。

圖｜六大區域產業與生活圈

所謂四大核心，即首都圈、北核心、中核心與南核心，分別對應台灣四個最具發展潛力的核心都市，作為高度的就業吸納能力、具備基礎建設成熟度與創新研發潛力的成長核。且這些核心並非彼此競爭的點位（point），而是包容並蓄、功能多元的區域網絡（polygon）核心，作為多核心發展模式的關鍵節點。當中應以「等值投資」而非「平均分配」為原則，導入資源與建設，避免重複投資與資源排擠，進而帶動周邊城鄉協同發展。

1. 首都圈：以北北基為核心、以宜蘭為外圍的都會帶，並應串聯桃園之空港等重大公共設施，構成全台最成熟的城市群與知識經濟重鎮，桃園在北核心與首都圈之間扮演雙向連結的戰略節點，既承接新竹產業外溢、支撐北台灣製造與物流，又掌握機場經濟圈之中樞功能，其角色應從傳統的「都會附庸」轉向「區域橋接者」，成為雙核心轉化下的過渡平台與治理實驗場。此區以南港、內湖、汐止、士林科技廊道為產業軸心，串聯大新北產業帶與桃園航空城，成為全球連結、國家門戶的首善之區。在國土治理上，首都圈面臨的課題不再是資源不足，而是如何「減壓疏散」，藉由調節居住與產業密度、強化生活圈內外的交通接軌，提升整體治理效率，從「行政首都」成為「國家門戶」──成為連接北海岸的太平洋國家門戶。

2. 北核心：以竹竹苗為核心、以桃園為副核心的都會帶，結合涵蓋桃園、新竹與苗栗的「桃竹苗大矽谷」。是全台半導體產業與高科技創新最為密集的區域。自新竹科學園區啟動以來，逐步形成科技研發（新竹）－高端製造（竹北／湖口）－物流運籌（桃園）的完整產業鏈。此區兼具產業外溢效應與人口承載挑戰，尤以竹北為例，已躍升為全台最具代表性的跨縣市生活圈。北核心不僅是「護國群山」的根基，也是產業治理邏輯由縣市行政向區域聯動轉型的起點，更是將桃園重新定位，以期首都減壓的關鍵節點。

3. 中核心：中核心涵蓋台中與彰化為雙核心、南投與雲林為策略腹地，是台灣產業結構中最具精密機械技術累積與製造基礎的區域。且清泉崗機場+台中港海空雙港優勢，更可透過高鐵、國道、捷運等軸線串聯中彰投雲生活圈，展現出「產業與生活共構」、「科技與在地共榮」的治理潛力。此外，若從「社會韌性」、「糧食安全」與「城鄉共構」的視角來看，中核心不僅是工業與都市治理的戰略樞紐，更是支撐全島農業永續與生活機能平衡的空間節點。未來如何讓中部農業縣市納入整體治理架構中，將是國土計畫深化治理邏輯、擴大系統韌性的關鍵環節。

4. 南核心：以南高屏為核心，並以嘉義為關鍵節點，承載「大南方新矽谷」發展藍圖，從南科、橋科、路科延伸至沙崙、亞灣，再到嘉義、屏東科技園區，形成一個涵蓋綠能科技、智慧製造、生醫醫材、航太與無人機等前瞻產業的「S型科技廊帶」。核心空間節點包括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高雄橋頭與楠梓產業園區、嘉義園區及屏東智慧產業園區，透過打造AI高算力基地、資安平台與中小企業數位轉型中心，實現AI產業化與產業AI化的雙軌戰略，更可配合部分部會南遷，強化台灣與菲律賓等鄰國合作的趨勢，南核心不僅是台灣新一代空間治理的實踐場域，更將扮演科技島南向延伸的起點，串聯東協、連接亞太，成為戰略與產業雙軌驅動的關鍵跳板。

4. 區域聯合國土計畫：透過多核心發展戰略，落實區域等值投資

在全國國土計畫的架構下，各縣市制定了各自的國土計畫，卻缺乏了高層次的整合。有鑑於此，不如就在國土計畫中明確「透過重大建設進行準備」，甚至透過區域型國土計畫進行籌備，以縣市合併作為未來目標，強化區域經濟體的實力。透過國土計畫檢討機制進行專業的準備及討論，開闢跨縣市在國土計畫的次世代格局，在現行的基礎上進行再優化，藉以強化國土生產力，強化區域成長韌性。

表：台灣六大區域主要涵蓋縣市人口面積比較表（人口統計以2024年12月內政部戶政司公布資料為準）

序	核心區域	主要涵蓋縣市	人口數	佔全國人口	面積 (平方公里)	佔全國面積
1	首都圈	北北基宜	7,348,523	31%	4,601	13%
2	北核心	桃竹竹苗	3,923,385	17%	4,573	13%
3	中核心	中彰投雲	5,217,002	22%	8,687	24%
4	南核心	嘉南高屏	6,120,265	26%	9,883	27%
5	觀光軸	花東	525,593	2%	8,144	23%
6	離島區	金馬澎	265,452	1%	307	1%
合計	23,400,220	100%	36,194	100%

以首都圈為例，需要預防的是減少對於郊外地區的開發、防止無意義的城際通勤、避免空轉化，這正是為甚麼我們需要透過「首都圈與北中南三核心」概念強調區域間平衡發展的原因。「一個臺北市的土地價值，多於非六都所有縣市加總的土地價值；北部三個直轄市（北北桃）約占全國一半的土地公告現值」由此可知，台灣土地價值全部集中在北部，凸顯台灣區域發展並不均衡。此時，從產業動能重新盤點區域發展，透過四大核心與關鍵性節點進行支撐（如桃園國際機場可以同時肩負首都圈與北核心的發展、台中清泉崗機場也可以同時肩負北核心與中核心的需求），就會是實踐科技觀光文化島的關鍵一步。

最終，「四大核心、六大治理區域」的治理架構，應由「五大台灣」的上位價值──安全、韌性、創新、包容、協和──作為評估指標與政策指引，讓科技文化觀光島，透過國土規畫的國家戰略指導，轉化為一場國家願景的實踐工程。

透過五大台灣──實踐科技文化觀光島

中央有責任提出願景，地方也有對於在地的想像──但應該要建構在台灣實力提升的最大化。台灣的各部門從來都不缺乏短期的施行計畫，卻缺乏單一且統合的總體長期規畫。民進黨在2010年提出《十年政綱》後就較無完整、長期的國家長期願景政策。從十年政綱（2010-2020）後，透過前瞻建設及各部門本位式的努力持續至今。然而台灣的國土規模有限，提升國土生產力是為實現中型強國願景的核心策略之一，長遠的政策拓畫實屬必要──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智庫提出北中南核心概念，強調區域發展均衡的重要性，展望台灣次世代的未來願景。

安全台灣──首都合理減壓、串聯科技廊帶、厚植產業發展

「台灣，需要一個安全至上的戰略觀」鑒於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鉅變帶動全球產業鏈重組，台灣需要構思屬於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略並嵌入國際經濟及安全架構，「安全台灣」更要在「安全」基礎下建構一個動態的安全觀。除了提升台灣人民的安全感，也要展現台灣因應威脅的韌性及應對之道──在經濟面上，台灣半導體等產業已是世界經貿重要夥伴。科學園區自1980年代起發展至今已逾40年，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科技未必擴大貧富差距，但可促進包容成長與提升多重影響力」，不僅成功推動了台灣產業的轉型與升級，更使台灣在國際高科技產業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近年來企業逐步分散對中國投資風險，五大信賴產業積極布局，但產業、政治、國防等風險仍需被分散！從新市鎮的通勤空轉，到河口守備議題，我們首都的容受力正不斷地被挑戰。透過首都減壓與桃竹苗的高科技核心、中部的科學園區群、南部的高科技產業帶等多核心相互聯結，為台灣的經濟基石注入更多元且強大的支撐，成為具有關鍵地位的中等強國。

為了經濟安全與維持產業話語權，部分的科技產業領先是必要的；為了維繫台灣的糧食安全，維持農地作為糧食生產也是必要的。當國外農產品輸入受阻時，國內應維持農地資源面積需求為74 萬公頃至81 萬公頃。但農地究竟如何在兼顧生態下合理提升每公頃平均產量、種植與收穫面積？農政單位應該要可以合理地調度並規劃不屬於農業部管轄範圍、卻可做農用、已在進行農業行為的土地，如河川高灘地歸水利單位轄管、部分都市農業歸地方都發單位轄管，但實際上皆為農用土地，農政單位應該趁國土計畫上路之時對其進行盤點，並針對土地特性進行分派，在現行國土功能分區的架構下進行跨部門整合再分類──如水田、旱田、畸零農地、都市農業的產業特性皆不相同，便可從國土功能分區當中進行細分，並針對特性進行不同的資源挹注，才能避免維護糧食安全與經濟發展層面的衝突。

「台灣面對的中國威脅，也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威脅。」我們唯有用整個國家群體發展的力量共同與世界競爭，才有可能脫穎而出。台灣西部狹長，經1970年代高速公路、2000年代高速鐵路建設後，「西部科技走廊」已然成為提升國土生產力的關鍵組成部分──自桃園龍潭園區，往南一路經新竹、竹南、銅鑼、后里、臺中、中興、二林、虎尾、嘉義、臺南、高雄、橋頭，乃至於屏東，貫穿台灣西部平原。而這一廊道將連接北部的科技創新中心、中部的製造業基地和南部的綠能產業區，形成高效的科技產業鏈。未來更將透過優化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各區域間的交通易達性和協作效率，實現科技資源和產業鏈的有效整合。如此才能透過西部經濟走廊串聯產業串連全臺西部，落實「首都合理減壓、多核心均衡發展、串聯科技廊帶、厚植台灣產業發展。」的安全台灣。

韌性台灣──韌性國土與防災管理，與淨零與綠能轉型戰略

未來「韌性國土與防災管理」及「淨零與綠能轉型戰略」兩大面向，正是未來面對韌性台灣的兩大關鍵意識；「國土發展均衡化」、「能源結構轉型化」、「創新能耐多元化」、「災防體系敏捷化」等關鍵的「四大挑戰」──也就是台灣接下來要面對的韌性課題。國土過於集中於北部與六都；經濟活動面上，產業對於能資源的使用過度依賴石化能源，與線性生產的資源消耗模式；社會價值面上，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偏向單一專長而非跨域整合；風險意識面上，整個政府與民間應對重大外部環境衝擊，應具天災人禍的備整備與行動意識，塑造更具韌性的未來。

台灣的城市現在面臨的，是1970年代快速都市化後半世紀以來，城市生命週期的輪迴。舊市區機能缺乏競爭力、建築老舊導致防災議題不斷、缺乏公有土地與開放空間，因此必須在全國範圍內應推動防災型都市規劃，增強城市的韌性。具體措施包括公共設施複合式利用、公園停車場避難所等，確保在自然災害發生時，城市能夠迅速應對和恢復。日本東京大丸有（大手町、丸之內、有樂町）地區在2018年完成重建規劃，重建後此地可以容納29萬人就地避難，以致於交通系統不被癱瘓；但回來台灣，國內目前的防空避難，並沒有任何的維生輔助措施，這也是強化社會韌性的一大問題，空間規劃與配套的天災人禍民防，尚待解決。

另外針對韌性台灣「淨零與綠能轉型戰略」的推動──全球面臨極端氣候「新常態」的挑戰，氣候變遷已從科學議題變成政治議程。以英國為例，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但200多年後英國宣布開始綠色工業革命，而去碳化跟經濟成長，答案是可以「脫鉤」！此外「電網韌性」也是關鍵。台灣應可先回頭借鏡台中后里的小水力發電，先讓鄉村區能源自給自足為目標邁進，並支持汽電共生政策，讓工業區發電供應各鄰近都市計畫區──依此重新檢討大電網的架構，而不是檢討能源選擇。此外再生能源法制還有基本缺口需補足，因為目前各縣市對於發展再生能源並無法定責任，也缺乏相應的治理權責與治理量能，若沒有法定責任，各縣市不可能會主動在縣市國土計畫中積極處理再生能源的空間規劃議題。

創新台灣──引領未來居住需求的15分鐘城市（15-minute city）

支持創新的政府，才能帶動更具前瞻性的未來想像。台灣早在2000年就曾提出「綠色矽島」的政策主張，卻因2008年政黨輪替，政策方向轉向成本控制，導致產業紛紛到海外布局，導致產業外移與空洞化。然而，近年來隨著地緣政治的變化，全球供應鏈逐漸呈現多極化發展，產業回流的機會也浮現。例如，日本熊本縣透過政府與台積電的PPP公私合作模式，成功吸引半導體產業落地，提升當地產業鏈韌性；美國亞利桑那州則透過稅收減免與基礎設施投資，吸引台灣企業設廠，並建立高科技人才培育機制，進一步推動產業與人才的均衡回流。在產業創新上，因應服務市場新需求來加速推動創新與整合，同時政府應打造良好人才與資金機制，促進未來十年生產要素的國際化流動。像是中東歐，南亞與新南向國家都是可掌握的新商機，將產業創新落腳到供應鏈適合的棲息地，讓台灣的產業競爭力，能夠持續被世界所看見。

台灣應以此為鑑，運用公私合作模式（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吸引國際資金與技術，並結合區域特色進行產業規劃。例如，推動半導體與新能源技術在中南部的落地，配合新南向政策拓展國際市場，透過PPP模式建構「多極化」的產業生態圈，避免過度集中於北部都會區。在都市規劃層面，「15分鐘城市」（15-minute city）的規劃概念強調市民在短距離內滿足日常需求，這樣的理念可以與多極化發展相輔相成。未來應結合新基礎建設與15分鐘城市邏輯，透過友善的人行空間、多元交通方式及混合土地利用，同時為產業回流與人才匯聚提供宜居的發展環境──也就是從大尺度透過首都合理減壓、三核心發展進行等值投資；從中尺度透過多核心模式讓區域均衡發展；從小尺度上透過「15分鐘城市」（15-minute city）的規劃概念，強調城市生活中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依此重新確立城市的生活圈。以台中為例，縣市合併升格後各區域仍涇渭分明，這就是並未翻轉視角、尊重各區，仍用舊台中市的盆地核心視角看待大台中山海屯而導致。

圖｜15分鐘城市各階段進程

回到「15分鐘城市」（15-minute city）的小尺度生活圈概念，以荷蘭的烏特勒支（Utrecht）為例。默威德運河區（Merwedekanaalzone）的Merwede社區透過人車分流的交通設計，打造綿密的自行車道與人行步道、打破過去以車為本的思考模式。透過「停車收集點」的概念設計社區停車場，並將行車動線限制於部分辦公大樓間、將自行車停車位劃設於各戶大門附近，配合綿密的自行車道與人行步道打造都市的「涼爽區」等。或許效仿東京在城市中建立「風軌」（wind tunnel）的模式在台灣既已建成的都市很難實現，但透過建蔽率建立涼爽區、善用水資源、重新盤整大眾運輸網絡、廣建智慧交通、落實城鄉等值均衡等政策，一直都是台灣應該加速努力的方向──宜居的台灣，才能搖身成為世界移居的台灣。

包容台灣──透過「新生活運動」打造更多元的空間使用

「社會投資是願景式的」在社會投資理論的原則下，政府有義務提供公民基本所得保障，基本社會服務則應由政府直接提供，而非放任市場。台灣面臨人口結構高齡少子化、勞動市場中非典型就業比例大幅上升等問題，應借鑑歐洲社會投資國家的論述，從教育、社福、職訓和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建構正向循環。特別是前開所提到的建構「可負擔房屋」，就是打造「包容台灣」的路徑之一。以社會住宅為例，大家除了關心達成率，也開始關心居住品質、區位條件、反標籤化等眾多面向。用地取得便宜與區位合宜，兩者之間如何兼顧？此時在三核心、多核心，並透過15分鐘城市概念強調生活圈概念的架構下，合作住宅、產業住宅等項目，就應該成為市民社會的義務與地方政府及產業界的福利型社會投資。

「多目標使用的公共空間，一直都是台灣人習慣的生活模式。」廣建社會住宅，不只是解決居住議題，更是投資市民社會型態的養成。社會住宅不只是生活空間，也是共享、社會改造、新生活運動的樞紐──重點在於設計力及經營管理力要到位，社宅的公共空間及私人空間要進入2.0模式。以台中市東區的社會住宅為例，共計有36戶共居房，6戶共用玄關、客廳、廚房及陽台，這就是透過共享空間重新定義私人/公共空間的一種更包容的新生活模式。

未來因應五大信賴產業等發展，預期既已核發發展權的產業用地開發，甚至是開闢產業用地時，也會遇到空間使用上的衝突。以中科管理局最新資料統計，中科2004年就業人口數僅6,680人，到了2024年4月，中科就業人口數已來到54,362人，就業人口數20年來爆增8倍，帶動強勁的住宅剛需市場，亦影響台中整體空間發展與用電議題。因此需要在考量整體性、透明性、公開性，針對既已核發發展權的計畫進行檢討，透過自決、永續、多元的產業用地與其住宅供給需求，並考量15分鐘城市的規劃邏輯，並尊重在地紋理的規劃──透過只租不售、妥善規劃配套生活圈的方式，避免過去土地成為投資標的、產業用地空轉的經驗。

協和台灣──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打造更協和的城鄉關係

那麼公共空間的正向循環呢？以台中海線的清水為例，清水區甲南國小位於國道四號終點、台1線、台17線間的三角地帶，區位極差。此時鄰近的清泉國中便可與其併校──透過多目標使用活化公共空間，藉以回應長期照顧、日托中心等社會議題，進行空間再分配；再更進一步，鄉村地區呢？同樣以台中市清水區為例，高美幼兒園位於國際景點「高美濕地」旁，聚落卻沒有因為觀光人潮而帶動永續發展，呈現海岸與舊聚落的一榮一衰的窘境。這時候高美幼兒園或可與高美國小併校，將公有地活化OT，引導人流與觀光產業進入鄰近的高美五里生活區，打造更加協和的城鄉關係，創造更在地、更文化、更永續的「台灣觀光島」。

依高美五里的案例續談，農村地區也可回頭正視「農地多元使用」的議題，打造更多元的農業附加價值──當今國土計畫的國土功能分區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一但劃入農政單位主政的農業發展地區，就會有「一切都要農地農用」的支配恐懼。農政單位必須要正視農地多元使用，例如透過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再細分的方式，讓合理的空間配置、合理的發展權進入後，便可「有序、永續」地實踐農村地區作為生活中的另類選項提案，創造更包容、更平等且相互尊重的城鄉空間。

從國土出發，共創科技文化觀光島

「一個國家的真正力量，來自它對未來的信仰與對現在的和諧。」如班尼迪克·安德森所言，國家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而這份共同體的基礎正是國土──我們腳下的土地、我們共享的空間規劃與未來藍圖。國土不是一張靜態的地圖，而是人民的記憶、產業的根系、文化的風景與國家的未來。從1964年都市計畫法修訂、1980年代工業轉型到2024年《六大區域產業與生活圈》的推動，台灣空間及產業規劃政策走過了空間現代化的歷程，現在應該要正式邁入以國家願景為引導、科技文化為核心的新時代。

「文化是讓我們互相理解的基石，科技是讓我們連結世界的橋樑。」台灣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創新潛力。我們的發展願景是在全球舞台上展現獨特魅力，成為在科技、文化、經濟等多個領域都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中等強國，不僅展現國家發展的企圖心、創造更具韌性與可持續性的未來，也象徵著臺灣積極參與國際經貿文化整合，並扮演關鍵作用的決心。未來的願景應奠基於產業創新、豐富多元文化及可持續發展，透過科技創新與文化觀光提升國民的幸福感，促成經濟成長的效益擴散與公平分配。我們建議聚焦兩大策略目標：打造臺灣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科技島、文化觀光島。接軌國際趨勢，並結合臺灣自身的特色和需求，兼容永續發展、創新科技驅動、豐富文化內涵及完善基礎建設之民主公平社會。

為有效整合國土空間政策、價值願景與推進機制，我們提出一套由上而下、由理念到實踐的「123＋456治理設計」作為整體策略架構。科技文化觀光島除了是厚植未來台灣產業發展與國家競爭力外，更是將台灣推向世界舞台的關鍵。故我們建議以「123國家戰略模型」為整體發展思維起點：

1個國家品牌：透過「科技文化觀光島」形塑屬於台灣的全球敘事與識別

2大重點願景：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科技島與文化觀光島，提升戰略價值、輸出文化認同

3大關鍵任務：推動首都減壓、實現多核心發展、提升國土生產力，全面落實等值投資

進一步串聯「456空間治理框架」，建構具體可行的空間治理邏輯，透過4大核心動能、5大台灣價值、6大治理區域，作為實現1個國家品牌、2大重點願景、3大關鍵任務的關鍵路徑：

4大核心動能（首都圈、北核心、中核心、南核心）：建構多核心發展軸帶，支撐區域整體合作的國土治理節點。

5大台灣價值（安全臺灣、韌性台灣、創新台灣、包容台灣、協和台灣）：成為空間治理與公共政策的倫理指南。

6大治理區域（首都圈黃金廊帶、桃竹苗大矽谷、精密智慧新核心、大南方新矽谷、東部慢活城鄉、低碳樂活離島）：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描繪台灣未來適性發展的國土圖像與城鄉平衡路徑。

六大治理區域是政策基底，五大台灣是價值指引，四大核心則是空間驅動。這套「123＋456」的治理設計，不只是為台灣勾勒出一條國土治理的發展路徑，更是在形塑一種有倫理、有戰略、有未來感的國家敘事。我們呼籲未來的國土規劃，應回應現行產業政策規劃，及五大台灣價值的核心命題──即如何讓臺灣更安全、空間更韌性、政策更創新、生活更包容、國土更協和？「從國土出發，我們不是在設計一張地圖，而是在打造一種生活方式。」唯有在空間上實現「科技文化觀光島」的戰略定錨，台灣才能不僅守住國土、創造價值，更真正邁向全球影響力的中型強國──一個有戰略、有故事、有方向的新型國家。

「社會變遷的關鍵是創新和改變人類行為的可能性。推動合理的空間秩序、塑造想像的共同體、打造永續的經濟發展，是爭取國際重要戰略角色的入門卷」本書後續章節將深入探討如何將此願景轉化為具體的行動，闡述策略內涵及關鍵要素，凸顯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獨特價值和貢獻。藉由持續關注國際政經情勢的變化，適時調整發展策略，確保台灣在瞬息萬變的全球環境中保持競爭優勢，向全球展現臺灣的抱負及長期承諾。同時，我們也將致力於深化民主制度，強化社會凝聚力。因為，唯有經濟實力、科技創新、文化影響力和社會福利等方面全面提升，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型強國。科技島的發展策略涵蓋國土規劃、科技創新及前瞻基礎建設配套；文化觀光島的發展策略則聚焦文化觀光、服務業創新與文創產業，多元以及正義。本書基於汲取國際成功經驗，並充分發揮我國優勢的策略觀點，於各章提出兼具前瞻性與可行性的發展方向。

^[1] 張學聖、陳姿伶、陳柏君（2013）。「臺灣農地轉用與農地交易空間關聯性之研究」。建築與規劃學報，第十四卷第二/三期：167-182。

^[2] 陳姿伶、張家瑄（2019）。「初探違章工廠空間群聚/離散暨違章工廠群聚形成因子」。建築與規劃學報，第二十卷第二期：97-114。

^[3] 博愛特區並非行政區劃，而是國防部、內政部依據《國家安全法》所公告的軍事管制區。範圍大致為延平南路以東、公園路以西、常德街、襄陽路、寶慶路連線以南、愛國西路以北。為臺北城內的南半部。涵蓋總統府、最高法院、司法院、法務部等重要設施。

^[4] 六年國建（國家建設六年計畫1991-1997），1990年代初提出的國家整體建設綱要性計畫。

^[5] 臺北市2024年7月總人口數為2,504,731，資料取自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統計。

^[6] 新北市22024年7月總人口數為4,043,898，資料取自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統計。

^[7] 基隆市2024年7月總人口數為361,491，資料取自基隆市政府民政處戶政科統計。

^[8] 桃園市2024年7月總人口數為2,328,488，資料取自桃園市政府民政局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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